海外民眾、各個團體將以集會遊行、研討會等形式，舉辦十一「沒有共產黨 才有新中國」系列活動，並倡議將「十一」定為控訴中共的「中共竊國日」、「中華國殤日」，將十月定為告別中共的「全民覺醒月」。
大紀元記者辛菲今天(9月30日)就此話題採訪了大紀元專欄作家、特約評論員章天亮先生。下面是採訪實錄。
記者：明天，也就是「十一」，海外民眾，各個團體，會舉辦系列活動指出，「十一」不是中國的國慶，十一更不是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的「生日」，這道理正如中共不代表中國一樣。
您能談談為什麼中共建政日並不是建國日，而是國殤日嗎？
章天亮：中國這種所謂的「國慶」有一個特點，它完全是中共的慶祝，而不是民間的慶祝。我們在海外都知道，到了美國的國慶節，就是獨立日，都是民眾自發地穿上民族服裝，載歌載舞地遊行，費用也都是老百姓自掏腰包，租花車、買服裝、做氣球和其它慶祝的道具。但是，中共的這種「國慶」都是它自己花錢組織的，這就跟這次胡錦濤來美國訪問，中領館要花錢雇上千人來歡迎它一樣。屬於中共自娛自樂，但是花的卻是老百姓納稅的錢。而且它的慶祝是建立在纍纍血債和白骨之上的，是罔顧它給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的。
其實，中共的老百姓，每一個人都可以捫心自問，有幾個人敢拍著胸脯說，我所認識的親朋好友，沒有任何一個受過中共迫害的。我看這樣說的人恐怕一個都沒有。中共光殺人就殺了8000萬，出賣領土就達到幾百萬平方公里。「十一」不就是這個惡黨奪取政權的日子嗎？實際上是中華民族苦難的開始。如果一個人不知道中共干的壞事也就罷了，如果知道還去慶祝這個日子就有點兒沒心沒肺了。
從被迫害致死的那些冤魂來說，「十一」就是一個時間的分水嶺，是中共系統地利用竊取的國家政權屠殺民眾的開始，所以說它是國殤日。
記者：有的民眾慶祝「十一」，可能是被黨文化所灌輸的認為是愛國的表現。您覺得愛國的真正衡量標準應該是什麼？
章天亮：如果中國人真的愛國，那就必須瞭解共產黨給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的災難，繼而拋棄共產黨。其實這個世界上，包括其它西方國家和中國大陸的民眾，沒有一支勢力是反華勢力。這個世界上，沒有反華勢力，只有反共勢力。一定要把中共和中國分開。能否拋棄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共產黨，拋棄還在殺中國人和出賣中國利益的共產黨，那才是一個人愛國和不愛國的衡量標準。
記者：49年10月1日，中共領導人聲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您怎麼看呢？
章天亮：這是一個巨大的誤會。中國人民不是1949年「十一」才站起來的。我們都在東方站了5000年了。我們的漢唐盛世，萬國來朝，那才是真的站起來。一個國家的偉大，不僅僅在於經濟上的強大，更重要的在於你的政治制度是不是先進，人民的權利能不能得到保護，文化是不是代表了人類文明的進步方向，全民的道德素質是不是高尚。這些方面綜合起來，才能體現一個國家偉大與否。這在我們漢唐盛世的時候，哪怕一直到乾隆年間，我們都是世界上站得最高的，被人稱為「天朝上國」。
清末民初時，我們確實受到列強的侵略，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二戰以後，中華民國在蔣介石先生的領導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非常堅苦卓絕的努力和傑出的貢獻。所以當時除了蘇聯以外，英國、法國、美國等廢除了所有跟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歸還了臺灣和澎湖列島，東北三省。中國作為二戰的戰勝國，成為了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之一。真正讓我們獲得民族解放和獨立，在國際上享有尊嚴和地位的，那就是蔣介石先生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
所以，中國站起來，不是在「十一」站起來的。哪怕是從近代史來看，中國實際上是從1945年的雙十節，中華民國的國慶。
如果不是後來中共要打內戰，優秀文化也不會被破壞、損害到今天這個程度。如果不是中共執政，我們現在的生活水平應該跟臺灣一樣，甚至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但是我們現在的國家名譽被中共這個流氓政黨拖累著，要不然我們的國家也更會得到其它自由民主的國家的認可，發自內心的敬佩，而不是現在中共在國際上用大把的銀子買來的所謂「承認」。
剛才說的是對外是不是站起來了。我們再說說對內，老百姓有沒有站起來，也就是說，老百姓能不能跟政府面對面地站著，面對面的對話。你政府站著，我老百姓也站著，平等的交流、對話。但是，我們看看我們跟中共的關係，不用說平等的對話了，而是根本沒有說話的權利，中國根本沒有言論自由，像連法輪功學員別說站著，坐那兒打坐都不行。
大家還記得，八九年「六四」時，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請願，政府不接請願書。學生都跪下了，可是政府還是開了槍。你跪著，他都要殺你，你還想站著，共產黨會覺得那還了得了！
記者：還有中共所謂的「解放」也是一個誤區。
章天亮：對，「解放」也是個錯誤的概念。解放本來指從束縛中解脫出來。但實際上中共給人們帶來的恰恰是束縛。
過去人家說的奴役，都是身體上的奴役。共產黨高喊「思想解放」，其實它對人一直在進行思想上的奴役。
所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不僅僅是說社會從上到下都被控制死了，連人的思想都要控制。「統一思想」，全國一個大腦。
中國人都是很聰明的，古代的我們先不說它，近代社會得諾貝爾獎的華人也不少，但是中國大陸就一個沒有。那不是中共控制的結果嗎？再看看海外，華人的平均收入一般都比所在國家的人總體平均水平要高。我們沒有了中共管著，好像哪個人活得也不差。
一個社會的進步和人在堅守道德的同時能夠充分發揮創造性有很大關係。中共就是一切都束縛著。經常全國上下搞人人過關的政治表態，什麼「和中央保持一致」，那簡直是對我們中國人智力的侮辱。不讓你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特別是信仰自由。
中國傳統文化被破壞殆盡。包括中共自己的所謂崇尚科學的結果，也使得中共自己的科學變得非常落後，因為所有的都是由黨委來領導。你像江綿恆這樣的一個普通留美博士就能當上中科院副院長，他做過博士後、副教授、教授、系主任、院長嗎？帶出過博士生嗎？在科學上有什麼建樹？完全因為江澤民的權力，就把他提拔到了中科院副院長。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是誰？是李遠哲，諾貝爾獎的獲得者。讓江綿恆當中科院的院長，不僅對那些院士是個侮辱，對於博士生都是侮辱。這樣的人領導中科院，我們還能對中國科學的發展有什麼指望？
記者：所以中國一切的問題都是共產黨造成的。
章天亮：對。我們一定要知道，中國發生的所有災難，都是共產黨造成的。前兩天，卡吹娜颶風來的時候，小布希因為救災不利受到批評，後來還發表一個演講，說對這個救災不利承擔一切後果，為什麼？因為權利大的人，當然責任也就相應的大。
共產黨掌握了國家的一切資源，那干的一切壞事，所有發生的一切壞事都得算在共產黨身上，就都得讓共產黨負責。而且很多壞事的發生，還不是說共產黨的政策失誤、工作失誤的問題，而是共產黨非常精密地策劃、組織和實施了那些災難。
比如：大飢荒餓死3千萬人，首先是政策失誤，搞大躍進，但飢荒發生時，總得採取一些補救措施吧。他們非常惡劣的是，飢荒發生時，他們不但不去補救，開倉放糧，反而還派軍隊封鎖糧倉，有糧食也不給老百姓吃。不但如此，還封鎖村莊不讓老百姓逃荒，因為他怕老百姓逃荒會造成他的謊言的破滅。讓一個村子一個村子活活得餓死。當時叫滅火封鍋，哪怕你們家有糧食，也不能煮著吃，就是讓你活活得餓死。
已經不是過失殺人，而是故意殺人了。而好像當時GDP的20%都是給了世界上其它國家，自己國家還在餓死人的時候，他要把大量糧食運到蘇聯去，還朝鮮戰爭借的債。
中國的災難，SARS掩蓋，對法輪功的迫害，對道德、文化的破壞，整個生態的破壞，全是中共有預謀、有組織的，非常精密地策劃的。
你看看中國的歷史，如果一個組織隨機的犯了些錯誤，還不至於把中國折騰到今天這樣，還不至於搞死這麼多人。這中共幹好事的本事沒有，干的壞事簡直太「精緻」 了，時機、分寸、力度、範圍等等，掌握的火候那叫一個精確，比計算機設計的程序還精密。所以，很多人都說它是個邪靈，我看它干的很多壞事，不是人能夠幹出來的，甚至想都想不出來。
記者：中共建政的日子，也是繼續作虐的開始。歷朝歷代，在建政之後的和平時期不會如此殺戮百姓，尤其是對人們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全面破壞。
章天亮：是的，中共這一點非常壞，尤其是非常系統的破壞人的道德。實際上，中國古代是禮儀之邦，現在已經不再是禮儀之邦，漢族的禮儀已經全部被中共給毀掉了。過去中國人有非常系統的道德教育，小孩子從小讀《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對人的道德修養是非常有好處的。這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做人準則。
現在這些東西都沒了。中共在幾十年以來，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做人應該如何做，在中共的教科書裡是沒有的。一切都以愛黨為中心。而這個黨又是流氓耍盡，偏偏自稱「偉大光榮正確」，小孩子沒有四書五經的道德標準，跟著共產黨學，那很容易就學成流氓了。這是帶動社會道德整體下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記者：您認為中共是否意識到道德下滑是社會的毒根呢？
章天亮：怎麼不知道？但他是故意的。為什麼呢？因為中共在奪取政權的時候，幹的事情就非常壞。之後，又怕這些壞事讓老百姓知道，也怕老百姓團結起來，也怕老百姓用中國傳統道德標準去衡量它的所作所為，在這種情況下，它就採取一個辦法，讓老百姓的道德墮落下去。
孔子說過一句話：「君子敬而無私，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道德高尚的人自然而然就會非常團結，而且互相之間非常尊重，和諧，這種團結就會形成一種社會上正的力量。中共非常恐懼民間出現這種社會力量的。
怎麼辦呢？中共就讓人互相之間鬥爭。斗來斗去的，採用的手段又見不得人，那麼最後社會上就達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事情太多了，親朋好友之間互相揭發告密、落井下石。最後就把人和人之間的信任完全破壞了。每個人都防備著別人，社會就成了一盤散沙。那也就容易被中共各個擊破。
中共要想生存，國內國外都需要一個環境。國內的環境是需要把人的道德都淪喪掉。人一旦變壞，就成一盤散沙，就會為輕易為利益所收買而放棄原則，這樣就更易於被中共所控制。
同時，在國際上，中共專門拉攏流氓國家，因為世界上需要生存環境，需要別的流氓國家的支撐。哪個國家人權不好，有大屠殺，它就扶持誰，像北韓、伊朗、蘇丹、津巴布維、緬甸、烏茲別克，還有原來的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等等。
所以說，讓人道德淪喪這個工作，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中共做起來是不遺餘力的。
記者：中共說它在奪取政權之初打擊黑社會、妓女、毒品，剿滅土匪，也算做了好事，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章天亮：中共當時不是為了老百姓做的這件事，它也不是光取締和打擊這些。這是因為中共是帶有邪教性質的政教合一的團體，其鮮明的特徵就是排它性，不管是什麼社會力量或社會群體，不在中共領導之下的它都要取締。它不僅打擊黑社會啊，正常社會的結構它也打擊，像城市裡的行會、農村的宗族制度，民間的工會，儒釋道等正教都要鎮壓……它是不管好壞，統統取締，把整個社會都控制在它的手上。
中共對黑社會的取締，就是大黑社會吃了小黑社會。哪個黑社會也沒有像中共殺這麼多中國人，是吧？哪個黑社會也沒有用人民的納稅錢給自己養活一支軍隊，是吧？哪個黑社會也沒像中共那樣還有個政法委，把公、檢、法、司都管起來，是吧？
而中共對於社會負面力量和健康力量同時取締的結果是，當中共對社會控制力一旦減弱的時候，首先出現的就是負面的東西。你看現在中國毒品、妓女、黑社會的蔓延，連瀋陽的市長慕綏新、副市長馬向東都是黑社會成員，而真正能夠制約醜惡現象的正的力量、健康的力量，比如信仰團體反而還是被中共強力鎮壓著。
記者：有的人很難真正認清中共和其它政權的區別。有的人認為中國古代的皇帝也是獨裁統治，您覺得中共的獨裁統治與中國歷朝歷代的政權以及現在的西方國家的政權有什麼根本性的區別嗎？
章天亮：其實中國古代的所謂獨裁是一種誤會。皇帝做事情其實是有顧忌的，一個是顧忌真正的道德標準，儒家、道家的思想在民間是被普遍接受的，忠臣孝子，仁義禮智信，這都是我們歌頌的，皇帝如果做得不好，老百姓是知道的。所有有一個不變的道德標準去衡量皇帝是否做得好。當皇帝如果做的非常壞的話，誰起來推翻它，反而是替天行道。
孟子說：我只聽說過一個叫紂的獨夫被殺掉了，我沒有聽說殺君這件事情。就是說，當真的皇帝幹壞事的話，老百姓推翻它是替天行道的。這種情況下，皇帝不太敢胡來的。
另外一個對皇帝的約束力量是史官，有一句話叫做，史筆如鐵。皇帝做的每一件事情，說的每一句話，史官都是要記錄下來的。皇帝很怕史官，害怕身後的名聲不好。當時的社會制度，都是有諫官。比如在唐朝，皇帝要做一件事情，也是需要幾個省一起討論，專門有諫官，各種制約力量都存在。
在中共統治下，首先沒有道德制約，因為他已經把道德標準全部毀掉了。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什麼叫好，什麼叫壞，沒有衡量標準，共產黨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確」。
也缺乏歷史教育。中共對歷史的篡改、隱瞞是非常可怕的。包括今天20歲的人，你問他們趙紫陽是誰，他們一無所知。所以，共產黨幹起壞事來，那也真是不怕載入史冊。
同時，中共跟過去的皇帝不一樣的是，皇帝過去只控制到縣一級，相當於現在的市一級。但是中共一直控制到農村，社會方方面面都控制，一直到最底層，社會的末梢神經。
再看現在的西方國家的政權。美國總統不見得每件事情都做得好，但是和中共政權的區別，不是量的區別，而是一個質的區別。中共干的壞事不能再稱為錯誤了，實際上都是罪行。
這種情況下，中共指責美國，就好像一個強姦犯跟法官說：你難道沒看過黃色圖片嗎？憑什麼來審判我呢？
小布希被指責救災不利，他不會狡辯說：那他們非典還瞞著呢，我這不算什麼。他不會這樣講，因為他不會跟別人比到底誰比誰不好，而是用一個道德標準去衡量的。我錯了就是錯了，我錯了就去改。
中國古代文化中有一句話，孔子說「見賢思齊，見不賢則內自省焉。」就是看到別人好，我要跟他學，向他看齊。看到別人不好，我要反省一下，我自己是不是有類似的錯誤。
中共不是這樣，它看到別人好的時候，它會說「這世上沒好人，他這麼好肯定是裝的，他不貪財不好色，那他肯定就有政治野心。」然後看到別人不好，它會說「你看，他也不好！」言下之意，好像別人不好，就是自己幹壞事的藉口了。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正常的思維方式了。
記者：中共毀壞中國傳統文化，但有時卻自稱繼承了傳統文化。
章天亮：中共對傳統文化採用的是批判的觀點，是用馬克思主義去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所謂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恰恰是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精華去掉了，把糟粕都留下來了。
比如，你要寫一首歌，你歌唱什麼，反對什麼，這是跟作者的價值取向是非常有關係的。
而中共的價值取向是為政黨服務，塗脂抹粉的。這種情況下，它所鼓吹的那套文化非常壞。他可能會採取某種形式，比如京劇，傳統文化的一種，但是它是盜用了京劇的外形，去搞樣板戲，為它塗脂抹粉。
他在形式上可能是借用了傳統文化的形式，服裝、樂器等等這些表面的東西，但是它的內涵已經被中共的黨文化取代了。
記者：有人還對中共抱幻想，認為中共也在進步啊，您認為中共是否有改良的可能性呢？
章天亮：很多人都覺得共產黨比以前改好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
就像一個殺人慣犯跟法官說，我現在已經改得很好了，我過去一天殺20人，現在兩天才殺一個人。你說我是不是在改好？這是說不通的。中共過去一殺人好幾百萬，上千萬，現在中共一年才殺幾萬人，但問題是，中共只要還在殺人，就不能說它改好了。
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共產黨發現一個問題：任何一個共產黨，你只要想改好，肯定垮臺。
這裡面有個很深的道理，《九評之四》講出來了。《九評之四》說共產黨是反宇宙的力量。就是這樣的，這個宇宙中有天理、邪不壓正、善惡有報。共產黨跟這個宇宙的真理反著來。整個構成共產黨的東西（我不是說共產黨員），都是邪惡。它想改好一點，就等於自我毀滅一點，它改好的越多，構成它自身的東西就被毀滅得越多。所以，它只要想做好，就等於自我毀滅。
東歐共產黨是怎麼解體的？就是共產黨不好意思再殺人了嘛，也就是共產黨想改好嘛。結果就是和民眾對話，共產黨馬上就解體了。
共產黨也看到了這一點，就是只要它改良，就必然滅亡。這也是它不改良的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共產黨在其統治過程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那是中國第一大巨貪。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然擔心自己依靠非法手段積累的財富會被清算。在選擇下一代領導人接班的時候，一定也是採用逆向淘汰的制度。就是你越好，越正直，就越不能用你。反而是你越腐敗，越要重用。這就是黃菊、賈慶林、吳官正、羅干、曾慶紅、李長春能夠進政治局常委的原因。
這是符合共產黨的厚黑標準的。為了利益放棄原則，越是這樣的人，越可能被提拔到領導班子的地位上去。它的目的就是為了自己地位和利益的穩定。裡面的腐敗共產黨員為了維持利益，也防止改良。
因此說，共產黨是不可能改良的。西方社會和中國民眾一定要對這個事情看清楚，一定不要對共產黨抱任何幻想。
記者：有的人問，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呢？是否沒有共產黨，中國會更好，才有真正的新中國呢？
章天亮：實際上，中國有兩套體系，一套是政府體系，國務院，各個部委、司局、處、科，這是它一套政府運作體系。整個這套體繫在西方也是這樣，只不過可能劃分沒那麼細。
中國，在這個正常的政府體系之外，又像附體一樣，被附加了一個黨，這個黨，同級的黨委要高於同級的政府，就像溫家寶要受胡錦濤的領導，每個部的部長要受部的黨委書記的領導。中共在新聞報導的時候，永遠是把黨放在政府的前面，比如：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中共中央-國務院。
中國所有的禍害、災難都是這個黨造成的。如果把黨拿掉，整個政府的架構還是在的，國家也不會亂的。就好像一個人長了瘤子，把瘤子摘掉的話，這個人還在。
共產黨解體後，就沒有人左右政府去幹壞事了。這個時候，政府自然就會幹他該幹的事情。比如：教育部就是應該辦教育，農業部就是應該種糧食，商業部就是做生意。
中國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中共什麼地方不管，什麼地方就非常興旺。過去統購統銷的時候，老百姓都吃不飽肚子，後來改革開放的時候，也就是政府不管了，老百姓自己種地就生活好了。現在的國有企業，除了靠壟斷搶錢的，哪個能跟合資企業、外資企業、私營企業比？比不了的原因就是那些國營企業裡面是由共產黨在管著的。
如果中共不管的話，中國一定會變得非常好。
記者：您認為中國的未來和希望在哪裡呢？國家富強興盛、社會穩定和諧、人民安居樂業的關鍵性因素是什麼呢？
章天亮：中國最最關鍵的就是進行道德重建。一個民族如果沒有道德，其它什麼事情都做不好。一個社會道德好的時候，社會的管理成本會降得非常低。大家勤勞工作，互相關愛，這是一個正常社會應該有的狀態。
一般的社會都是靠柔性的道德整合的，法律起到更加剛性的約束作用。但是中共不是，它是靠特務治國，對官員是採用腐敗治國、流氓治國，用非常壞的辦法治國，造成人們道德水平的低下，又帶來不好好幹活，社會犯罪率高，社會不公正現象等等，想完成一件事情，代價非常高。
如果社會要能達到道德重建的話，就應該拋棄共產黨。現在的退黨大潮也就是道德重建的過程。大家拋棄了共產黨那套邪惡之後，其它的事情就要好辦很多。
退黨大潮實際上就是一場精神覺醒運動。現在不僅是中國大陸民眾退黨，西方政要、美加議員和政府部門，也漸漸注意到退黨大潮，這是一個逐漸擺脫對共產黨幻想的過程。
共產黨統治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騙，如果老百姓和西方社會不受騙了，共產黨的統治也就不可能維持了。退黨起到了一個劃時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