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大中華區前總裁/雷鳴(供《IT時代週刊》專稿)
編者按：雷鳴為高通CDMA成功進入中國是有功勞的！特別是在高通中國內部管理非常混亂的局面下，他一方面要整頓高通中國內部的財務及人事管理；一方面又要為高通CDMA進入中國出謀劃策。但功成後，高通卻讓人看到了另外一個結果，逼迫雷鳴離開高通。為什麼會這樣？是因為雷鳴在整頓高通中國時得罪了老雅各布，還是雷鳴在高通內部的派系之爭中淪為犧牲品，或是他揭露了高通中國醜陋的一面？
難抵盛情加盟高通
1987年，當我把一個20萬美元的合同交給了老雅各布後，便與高通結下了不解之緣。
高通成立之初的產品是創建一種便於貨運業車隊管理的衛星移動通信系統 OmniTRACS，該系統前身OmniNet是由高通初期負責人之一的索馬斯創建。索馬斯是來自伊朗的美藉猶太人，老雅各布及被稱為「CDMA之父」的維多比都是猶太人，與索馬斯的關係非常密切。當時索馬斯建立OmniNet，設計用衛星在北美作定位服務，並向美國政府申請牌照，其使用的衛星系統是委託福特太空公司－－由我帶領的一個小組設計，而其地面站及車載終端由高通設計。衛星系統與地面站必須緊密結合，也促使我與高通的工作關係越來越密切。
1989年，我和其他兩個工程師在勞拉太空公司(前為福特太空公司)提出用48顆小衛星覆蓋全球，提供全球性的移動衛星通信服務的「全球星 (Globalstar)」計畫。當時我選擇了高通的CDMA技術作為全球星地面站及手機的基本技術，由此，勞拉與高通成立合資公司，共同發展全球星系統，一面向美國FCC申請牌照；一面在全球尋找合作夥伴及籌備款。
由於高通當時也在全球尋找CDMA市場，所以很多時間我們就把全球星的活動和高通的活動並在一起進行。比方說，1993年我們在北京中國大飯店舉行全球星的一次高層研討會，邀請了郵電部、航天部及國防科工委的領導參加。這次研討會由李建業博士作主要發言，由我介紹全球星的系統及技術，由高通的索馬斯介紹全球星所用的CDMA技術，由日慶公司組織協助。從這個研討會中便可看出當時我與高通的工作關係，我們在其他國家，如南韓、日本、歐洲都有類似的互動。
在這一系列活動中，我也逐漸由一位技術人員、系統總設計師轉向於業務市場發展及負責政府關係。當我在業務發展及政府關係上有所表現，成績不錯時，索馬斯便想把我拉入高通。1993年10月，索馬斯正式邀請我加入高通，給我寄了聘書，任命我為業務發展總監，待遇很好，我也有點動心，但又舍不下全球星，因為這是由我一手創建起來的。
俗語說「人算不如天算」，當高通的聘書寄到家中時，由於信封太大，信箱放不下，郵差就放在地上，結果被家裡的狗咬破，只收到一部分。當我決定接受高通的邀請，在聘書上簽了字，郵寄回高通，想不到，由於地址不全幾天後被郵局退了回來。這樣一拖下來，決定還是留在全球星，完成我一手打造的全球星計畫。
1993~2000年間，全球星和高通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全球星在資本市場中籌到超過40億美元的資金，並在世界各地有7大合作夥伴和主要股東，其中包括法國電信、美國的太平洋電信、英國沃達豐、南韓的現代集團及中國的郵電部。
此時，高通在全球的發展也很快，高通的CDMA在北美、南韓開始有了顯著成績，但由於老雅各布的為人，搞得高通在中國的口碑甚差。
2000年2月初，老雅各布打電話邀請我到他家商談中國業務之事。我傍晚到了他家，當時在場的有高通總裁索馬斯，雅各布的太太瓊和我一個姓譚的朋友，大家交換了一些有關CDMA在中國的情況。
3月29日，我收到了高通的聘書，任命我為高通副總裁及高通大中華區總裁，7月份，我正式成為第一任高通大中華區總裁。
高通中國不正之風盛行
高通公司在外表看來很體面，又賺錢，但進入高通內部，才知道其管理之混亂。高通內部有一種說法：「老雅各布直接管理公司每一個員工，甚至清潔女工。」 公司內部高層管理人員都知道這一秘密，有什麼事只要老雅各布點頭，一定可以拿到公司資源。所以大家都走老雅各布這條門路，導致公司內部管理混亂。高通中國及亞洲部更是亂轟轟，不僅有「總裁派」、「太子派」內鬥，更有高級人員用公司的錢過腐化生活，收回扣，索要禮物，更有甚者，偽造學歷，誇誇其談，到處騙人。
有一次高通中國部主管報銷差旅費，僅在香港一晚，費用竟然高達2萬多美元。經過調查，發現是他與一些狐朋狗友在香港大富豪夜總會花天酒地，一晚花掉的，回來報賬，理由是招待中國客戶。
這一主管不但用公司的錢到處花天酒地，還到處揚言他和國內運營商的主管都是「哥兒們」。當這些謠言傳入業內時，不僅嚴重損壞了高通的形象，更損壞了國內公司的聲譽。
另一位亞洲部主管與香港、越南開賭場的人混在一起，據說是希望和這些有勢力的「黑白兩道」人士合作，把CDMA引入越南。有一次雷鳴和這位主管在香港某餐館用餐，看到一人背著一袋很名貴的新高爾夫球桿，向這位主管說：「某董叫我把這套球桿送來給你，是直接放這兒，還是放到你房間」。那位主管就很不好意思地對我說對不起，便領那人回房間。這個送禮的人大概是新手，送禮或行賄哪有當著外人面的。
還有一位中國主管到處吹噓他是中美兩國雙料律師、法律專家，是中國駐美大使館的法律代表，在中美兩國都可以「通天」。據後來調查，他既不是美國名牌律師，也沒有中國律師執照。不僅不是中國駐美大使館的法律代表，更與中國政府無關。 2000年他曾向北京司法局申請成為中國律師，遭到拒絕。這種虛浮造假事件被中國政府、客戶知道後，使高通的形象、聲譽都受到嚴重損害。
另一位在中國的高通主管，借裝修中國辦事處及北京CDMA中心的機會，利用承包高通項目的香港承包商，設計並改建自己在美國的家，不但用香港承包商的資源，還通過香港承包商把大批中國的建材、門窗，甚至門把手、潔具都從中國運到美國，挪為私用。當香港的承包商到美國高通總部報告工作進度時，還特意到這位主管家「審查」裝修質量，香港承包商當然把所有費用全都算在高通公司的賬裡。
還有個別中國部主管向中國廠商索要回扣，因為聯通CDMA上馬，廠商都希望能得到CDMA晶元的及時供應。但CDMA晶元的供貨很緊張，有些高通晶元部門的主管便向中方索要回扣才肯供貨，這又使高通在中國的形象搞得更差。
中國高通內部的財務管理更是一團糟，很多主管上下兼得，貪污公款。自己買了房子用親戚朋友的名義高價租給公司；自己買車子，借別的公司名義高價租給公司。公司內部完全沒有資金審批、核查制度，完全沒有財務管理、人事管理制度，在中國的一些中國僱員及華人的高級主管都有「買辦式」的精明－－就是抓住了一兩個高通總部的美國白人，最好是猶太人主管做他們的靠山。當這些白人「靠山」出差到中國時，這些「中國買辦」便藉機帶他們去夜總會及高級娛樂場所揮霍，反正都會報公賬，吃飯、喝酒、娛樂、送禮不在話下。一旦這些白人「靠山」成了「哥兒們」，或是有把柄在他們手中，公款就用得更容易了，這些白人靠山更會在美國總部為這些「買辦」美言，使這些「買辦」更容易「陞官發財」。可怕的是，高通在中國完全沒有財務、人事制度，這樣下去，高通會更腐敗，高通在中國的形象會更差。
整頓高通中國得罪太子黨
高通雖然沒有人事財務管理制度，只要有靠山就可以亂花錢。但有些時候，反而該花的不花，不該花的亂花。
有一次高通邀請一政府官員訪美考察CDMA的進展，該官員在飛機場被小偷偷走錢包，錢包中有朋友托他來美國買藥的幾千美元，這官員十分懊惱。當時幾千美元對國內人士來說已經很多了，我便建議老雅各布把這部分錢由高通補償給這位官員，但老雅各布執意不肯，又找公司律師，又找顧問，最後還是不同意。我當時想，這位官員是受高通的邀請來考察CDMA，雖然高通在道理上不需要為他丟失的錢負責，但從人情上也需要負一定責任。何況如果他在考察期間一直心情憂慮，對CDMA工作的順利開展也有影響，我就自掏腰包把錢墊上，後來這位官員不但順利完成了他的工作，我們也成了朋友。老雅各布身家億萬，區區幾千美元也不肯拿出來，實在是太摳門了。
我到任中國公司後，一方面要全力以赴，使CDMA入華；另一方面要整頓高通中國內部的財務及人事管理，便聘請了一些財務及人事方面的專業人員，讓他們設計出一套有關財務人事管理的規劃及流程，一方面與總部的制度接軌，另一方面能有一定靈活性，適合中國情況。
這些管理的規章制度與流程，能盡量減少員工營私舞弊的機會，但也絕了不少人的「財路」，同時也限制那些「買辦式」的員工向他們的靠山「送禮行賄的機會」。這些措施令我在高通中國和高通總部樹敵很多。
2001年初高通內部改組，所有國際業務由四太子傑夫主管，這是老雅各布加強兩個兒子對公司控制的重要一步，傑夫也成了雷鳴的老闆。傑夫是老雅各布夫婦最小的兒子，最受寵愛，也最貪玩，每次來北京開完會後都要到處遊玩。而每次傑夫來北京，一定有「太子黨」成員陪他，更有中國部的員工陪他玩。由於我在中國實行的財務管理制度，得罪了不少「太子黨」，斷了他們不少「財路」，受到排擠。
2000年底，在徵得高通總部人事部高級副總裁的批准下，我聘請普華永道 (Price Waterhouse)會計師行對高通中國的財目及財務管理制度作一次審查(Audit)。普華永道是高通總部的審計會計師行，由他來做審計，既有助於高通北京和總部的接軌，也可以幫助高通中國杜絕財務制度上的漏洞。但幾個月後，雷鳴忽然接到總部財務部的一封口氣非常嚴厲的命令，要求立刻停止普華永道的審核工作，並把審核得到的資料馬上送回總部。
這一次變故，讓我知道這次審計得罪了高通總部某些有背景的人士。
而另一件事的發生也給攻擊我的人製造了藉口。2001年初，中國概念股特別是像新浪、搜狐等門戶網站營業欠佳，收入不好，股價跌得很慘，有時跌到低於 1美元，當時在香港的中國網(China.com)手頭上現金很多，就想聯合一些戰略夥伴，收購(或合併)新浪網(Sina.com)。當時中國網的人找到我，我覺得機會不錯：第一，當時準備一起合資收購新浪網的夥伴有中國網、美國在線 (AOL)、日本DoCoMo和高通。這幾大公司聯手收購新浪，不但可以在固網網際網路上建立亞洲最強大的門戶網站，更可以利用高通及日本DoCoMo在移動通信上的力量，在2G或3G的移動網際網路上成為霸主；第二，新浪網的主要股東之一－－四通，也大力支持該收購(或合併)方案，四通的段永基告訴我們，他本人支持此次收購，也認為可以說服新浪的董事會及當時的CEO王志東接受提議。於是我便把該收購方案提交給老雅各布和傑夫，那時老雅各布剛到香港，我還安排了中國網的董事長和他見面。會後，老雅各布便說：「我們自己就可以把新浪買下來，為什麼要和中國網及美國在線那麼多人合夥？」我只好向他解釋每一個戰略夥伴的獨特優勢和合在一起的強大優勢，他聽了沒有回答。後來，我又安排高通和美國在線及日本DoCoMo會面，但老雅各布一直沒有表態，後又因段永基不能說服王志東接受被收購或合併的提議，所以整個方案只能作罷。(新浪科技註：該段內容並未經新浪公司證實。)
後來才知道，有一位華人副總在老雅各布和傑夫面前誣告我，說我和中國網有暗中交易，為了私利才向老雅各布推薦這一提案。老雅各布才不贊成與他人一同收購新浪。回想此事，不禁覺得好笑，今天新浪已成為中國3大門戶之一，股價已升到二十幾美元，如果當時老雅各布接受我的意見，高通不僅可以在中國生根，還可以在股票上大賺一把，更可藉助新浪網這個平臺，在移動網際網路上大展鴻圖。由於老雅各布聽信小人讒言，懷疑我與其他公司有暗地交易而錯失大好機會，實在是太可笑了。
7月17日，我從中國回到高通在聖地亞哥的總部開會，先到人事部處理一些事情，人事部的副總恭祝我成功地完成CDMA入華，並說公司知道我工作很辛苦，準備送我和家人到一地方度假。
7月18日，我與老雅各布單獨在他的辦公室開會。回顧及檢討高通在華的發展及前途，老雅各布極力稱讚我在中國的工作，說我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當晚，我聽到一些消息，說高通總部準備把我換掉，說是已經從外面找到了替代的人選。第2天，我與傑夫在他的辦公室單獨開會，討論高通在中國的發展計畫。我問他：「傑夫，我聽到一些謠言，說總部準備把我換掉，我希望這只是謠言而已。」他卻回答說：「是，我們正準備把你換掉。」我問他：「為什麼？！」他說：「我不需要告訴你！」我抬起頭看著他，可以說我從來都沒見過這樣一副傲慢、無情的臉，在他眼裡，我既看不到善意，也看不到惡意，我可能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中國佬(Chinaman)，他可以花時間請你來，也可以用完一腳踢走，不需要告訴你任何理由。他對我的工作、前途，甚至我的家庭都有著生殺大權，只是因為他是老雅各布的小兒子，四太子。我又問他：「我可以和老雅各布或東尼(當時的首席運營長和首席財務長CFO&&COO)討論一下嗎？」傑夫說：「隨你便。」我回過頭去找老雅各布，他對我說我的事由傑夫一手負責，推得一乾二淨。我又去找東尼，他也說是傑夫的決定，暗示我如果服從了他們的決定，他們可以在高通其他部門安排我的工作。
當天下午，我去見主管人事部的副總裁沙力文，他是人事部的老手，絕口不提我為高通在中國取得的成績，也不再提送我及家人去度假，只是一再暗示如果我服從他們的決定，他們可以作適當安排。如果我要自己辭職，他們也可以幫助我找別的工作。我對他說：「一年多來，我為高通在中國的工作辛辛苦苦，兢兢業業，現在終於使CDMA進入中國，不但得不到任何獎勵，反而還要被撤掉，我只想知道這到底是為什麼？如果說是我的工作不夠好，我可以改進，如果你能指出我在工作上有重大的失誤，我也可以自動辭職。」
當天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起來禱告。因為我是基督徒，我相信神在每一件事中，甚至在人間的悲劇中，在人受折磨時、受苦時，神都有他的美意。我把《聖經》打開，有一句話映入眼帘：「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靈魂，有什麼益處呢？」
我問自己：「我若繼續為雅各布家族賣命，若賺得全世界的錢，但賠上自己的靈魂、人格尊嚴，有什麼益處呢？」當我給自己的答案是絕對否定時，便安然入睡。
第二天，我離開美國回到北京，走前打電話給人事部，告訴他們我還是不瞭解他們的決定。
8月25日，我在北京，傑夫打電話正式通知我將被撤職。不久又傳來，替換我的人最後決定不加入高通，另謀高就。
9月11日，我在北京電視現場轉播上看到美國發生的9．11事件，全美航線停飛。
9月12日，接到傑夫E-mail，命令我馬上回總部做交接工作，不管當時全球各航線多混亂。
9月26日，我回到高通總部，人事部的沙力文拿過來一份由首席運營長兼首席財務長東尼簽字的信，通知我「高通已終止與你的雇佣關係，並撤除你在高通及高通中國的一切職務」。我謝謝他，把辦公室內的私人物件放在行李袋內，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高通總部。
2個月後，我接到高通律師的一封信，說我尚欠高通10萬多美元的稅金(美藉人員在海外工作，有時候公司會先墊付一些所得稅金)，但信裡沒有任何證據及稅金的計算。我很驚訝，身為高通律師，他居然可以在沒有任何證據，沒有任何書面證明，就可以發公函說我欠高通10萬多美元。我也開始體會到一些廠商收到高通律師有關專利或知識產權的恐嚇信時的心情。
一個月後，接到高通會計師行普華永道的信，通知我說，不是我欠高通10萬多美元，而是高通欠我一萬美元，因為高通多扣了我的稅。信中附上詳細的計算方法及分析，真是有多麼爛的高通，就有多麼爛的高通律師。我倒要謝謝他讓我能有機會把高通欠我的一萬美元追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