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嫁禍於老天爺，將那場深重的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如今，當年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終於說出了真話：「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傾』後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說：「國家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慘像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另一位中共黨內有識之士、一九五九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由於毛澤東在世時，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飢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區，究竟多少中國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論。直到現在，這個數字仍然是個禁區。官方出版物對此含含糊糊，語焉不詳。如中國科學院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國情報告這樣說：「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即便是嚴肅的黨史專著，也或者籠統地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或者含糊其詞地說「人口非正常死亡數千萬人」，不願予深入探討。
迄今為止，認真研究這個數字的學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的學者金輝想清理那筆糊塗帳。在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餓死的人數作了深入探討後，他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四十萬。」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會》雜誌卻受到黨的干預，金輝受到處分，該期雜誌被勒令停止發售，雜誌社遭「整頓」。大飢饉中的死亡人數再次成為學術討論的禁區。
本文作者以中國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對一九六○年前後的中國人口作了仔細的計算，結論是：非正常死亡數在三千五百萬左右。除非中國政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統計資料，這個數字將經得住歷史的檢驗。
縱觀中國歷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而毛澤東一個「大躍進」，餓死的人就多於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數的總和，這是怎樣的一場浩劫！且讓我們看看它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吧。
二、 「大躍進」引發的災難
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三月發動「大躍進」運動，到年底時，中共中央發表公報，宣布糧食、鋼鐵的產量都翻了一番，實現了特大躍進。從此「大躍進」和「總路線」、人民公社一起，成為中共的看家法寶「三面紅旗」，「大躍進萬歲」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躍進」，對於落後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國人來說，本是個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國又是窮國，不躍進行嗎？落後二百年，不躍進行嗎！」毛澤東這樣說當然不錯。問題是他個人的功名欲壓倒一切，他企圖通過幾個運動、幾場人海戰役就改變中國二百年的落後，在他有生之年就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早在一九五七年，黨外人士張奚若（時任教育部部長）和陳銘樞（前國民黨政府廣東省省長）就曾批評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駁道：「什麼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還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他聲稱他就是「要好大喜功」。
超英趕美，這並非不可能。可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卻是大謬。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軍隊總參謀長黃克誠說：毛澤東「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之內辦到」。此評語可謂一針見血。
其實，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完全是虛假的。就工業而言，正如副總理薄一波所說：「一九五八年的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來這像是大躍進；但是如果分析一下這百分之六十六的內容就知道……國家花費了寶貴的原材料，製造出大量的廢品，現在都塞滿了倉庫，還要開支保管費。這能算大躍進麼？」至於一九五八年生產的「一○七○萬噸」鋼裡，有三百多萬噸是鄉下人砸鐵鍋，城裡人拆鋼窗、卸暖氣管，用「土高爐」煉出來的，什麼用處也沒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說的「一九五八年煉出來的三百萬噸土鋼，至今還埋在草裡」，正是大實話。
那一年剛好老天爺幫忙，農業豐收，但糧食產量比一九五七年僅增加百分之三點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點八還略少一些。談不上是「躍進」，更沒有「大躍進」。可是誰都怕「反對三面紅旗」，誰都怕當「大躍進消極分子」，全國上下虛誇吹牛成風，糧食產量層層加碼，匯總到中南海，就變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農業大躍進就是這麼來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煉鋼，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佔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萬噸以上。」河南省更為嚴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裡未收穫入倉。又因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徵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徵購量隨產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徵購數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億斤，全國農民的人均口糧減少了二十一斤。個別地方，如河北省張北縣，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被近四倍地虛誇」，「使國家徵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徵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餬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虛報不那麼嚴重的地方，若像往年那樣干稀搭配、攙和蔬菜，也能勉強維持一年。可是八月間全國一窩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畫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飯比賽，「放」了幾個月後，糧倉也就空了。所以飢荒的到來只比大躍進晚了半拍，從一九五八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五百多人。
一九五八年的「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役工，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被驅不如犬與雞」。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然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許多人勞動過度、營養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國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了一百萬！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飢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按薄一波的說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兩千五百萬人「無飯吃」。
在這種形勢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出頭「為人民鼓嚨胡」，在七月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大躍進提出質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澤東就勢發動「反右傾」，整肅了一千多萬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形勢極度恐怖。正如當時的江蘇省省長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書記周惠是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所說：「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稍有點政治閱歷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蟬，或謹慎言行。」因此中共各級幹部唯恐「右傾」帽子落到自己頭上，誰也不敢為「無飯吃」的農民大聲疾呼。
中國這塊黃土地，歷來是豐、平、歉年交替。在連續兩年豐收後，一九五九年是個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積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九千萬畝，以致年產量只有三千四百億斤，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四百多億斤。然而，各地為了表示自己擁護大躍進，不惜再次吹牛虛報糧食產量。如廣西上林縣，秋收一結束縣委就將各公社、生產大隊的幹部集中開會，要下面報告產量，凡虛報高產的得獎，如實報告的則扣以「右傾」、「反三面紅旗」的帽子，報不到縣委要求的數字就不散會。基層小吏敵不過縣大人，只好亂報產量。結果全縣本實收一點四四億斤，卻報了二點五七億斤。這樣，匯總到政府總理周恩來那裡，糧食總產量就多出整整兩千億斤，變成了五千四百億斤。又是個「特大躍進」！
於是繼續高徵購。計畫分到各省，誰也逃不脫。農村沒那麼多糧食可交。徵購計畫又必須完成，怎麼辦？
「反瞞產」！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毛澤東就曾擬文件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此後，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一定是基層幹部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於是「反瞞產私分」，拚命從農民碗裡奪糧，全國一律，沒有例外。結果留給全國農民的的人均糧食（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比一九五八年還少一百餘斤。
對擠了農民的口糧這一點，毛澤東十分清楚。他下達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糠菜半年糧」餓不死人，但實際情況是，「反瞞產」、完成國家徵購數之後，許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連糠都沒有了。從十一月尾起，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飢饉就籠罩了全中國。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飢饉、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一步。農民成百成千萬地餓死的慘劇與「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當時人口七千萬的全國第一大省四川是個典型。本來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一五八二萬噸，可是在「反瞞產」過程中「撤換了大批堅持實報糧食產量的幹部……『查』出大量並不存在的糧食」，於是省委公布說產了三千五百萬噸，結果國家徵購數高達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僅徵購百分之三十一）。剩下給每個農民的糧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國農民平均留糧數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種子、飼料糧後，口糧已所剩無幾。餓死人是注定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