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敵人的能力一向是權貴們的特長，古今概莫能外。肉食者們除此之外，大概也別無長處了。話說林沖之後過了千年，遼寧省營口市出了位作家，叫作鄭貽春。此人才高八鬥，白天在一所大學裡傳道授業，晚上到網際網路上發表文章，評議時政，呼喚民主，筆鋒直追魯迅，「思想如電閃雷鳴」（楊天水語）。鄭貽春先生本意是以寫作報效國家，有他原作為證：「『如果我被捕，媽媽，請你不要為我而哭泣，請你不要為我而悲傷。我不想讓你難過，我不想讓你哭泣。我想，你應該為我感到驕傲，你也一定為我感到自豪。因為，你的兒子並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你和對不起任何人的缺德事，更談不上犯有任何莫名其妙的和子虛烏有的顛覆罪！』『我的顛覆，只是想把流氓顛覆成不流氓，只是想把野蠻顛覆成文明，只是想把無恥顛覆成害躁，只是想把腐敗顛覆成廉潔，只是想把禁錮顛覆成自由，只是想把極權顛覆成民主，只是想把密室政治的骯髒、狹小與黑暗顛覆成共和國廣場的寬闊、爽朗與亮堂。』『是的，我也許會被捕，我可能或必定遭到人生的失敗。但是，媽媽，請你記住兒的話，我的失敗乃是自由思想的輝煌勝利！我的被捕乃是民主言論無可阻擋的火山噴發或衝天海嘯！我將因失敗而勝利，因被捕而光榮，因黑暗而明亮，因悲劇而不朽！』」
如此富於激情的文字，所表露的，實質上不過是對現實的溫和改良之志，鄭先生的顛覆，不過是建設政治文明的另一種表達，是恨鐵不成鋼的另一種表達，而不是將現在的政權徹底推倒重來。不料，胸懷報國之志，主張溫和變革的鄭貽春卻成為權貴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這些以國家之名營小集團之利的人們，多成長於文化大革命中，思想陳腐，自私狹隘，卻偏偏掌握著比高球還要大的權力。他們對鄭先生恨之入骨，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快，他們密謀於暗室，思謀著將鄭先生網羅進了文字獄中。
再說，鄭先生被捕之後，知道自己是無辜的，是被冤枉的，他評價孔佑平的一番話完全適用於自己，「如果鄭貽春（孔佑平）有罪，那麼人類的美好理想就統統的有罪；如果鄭貽春（孔佑平）有罪，那麼所有的自由與民主之努力就統統的有罪；如果鄭貽春（孔佑平）有罪，那麼任何珍貴的思想、任何真實的言論就統統的有罪。」寫文章批評時政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憲法和國際公約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個政黨哪個小集團的道理都不可能高過憲法和國際法，統治者登上高位，就得經受國民挑剔。但是，考慮到統治者面對國際輿論一片譴責之聲無法下臺，考慮到家人一再要求息事寧人，所謂退後一步天地寬，在一審時他選擇了妥協，希望以自己的妥協換取當局盡快放人。
然而，萬沒想到的是，權貴們竟然卑鄙到這種地步，比當年那個為高球賣命的走狗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假裝準備放人，在鄭先生毫無戒備之時，採取法律明令禁止的誘供的方式，套取鄭先生與網站編輯交往過程的所謂「口供」，然後以此為據，重新蒐羅所謂的「證據」，重新起訴，不僅要辦他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且還要加上個「勾結海外組織，從重處罰」。這些所謂的「政法人員」，及其幕後主使者，他們的目地，是要將冤案辦成鐵案，是要讓鄭先生身敗名裂，永世不得翻身，是要將鄭先生的災難拿去為自己邀功請賞作進身之階，要以鄭先生之血染紅自己頂戴。其用心之險惡，之歹毒，讓天下人見之無不寒心，讓天下人聽說無不義憤填膺。
善良的鄭貽春，看見再次送進牢房的起訴書，會怎麼辦？
我猜想，他是再也不會對專制權力抱有任何幻想了。我想，他應該從絕地發起反擊，徹底推翻第一次開庭時出於妥協而違心作出的「有罪辯護」，在法庭上當場給予那些玩權弄法者以嚴辭駁斥，把所有的指控一古腦推翻，坦坦蕩蕩的表白自己的民主之志，表明自己與專制獨裁決絕之志。
我們在再審法庭上看到的，肯定不再是那個對那個法庭這個體制心存幻想的鄭貽春，肯定不再是一個想通過與現政權適度合作以謀妥協的鄭貽春。遼寧省政法委以為自己掌握有生殺予奪之權，以為通過構陷鄭貽春打壓民主人士的氣焰，最終必定是激怒一個強敵，把這個強敵逼到不得不反的境地。這個強敵將以義正辭嚴的氣勢，將些踐踏憲法倒行逆施子虛烏有的指控駁得體無完膚，將那些反文明「反革命」之流扔進歷史垃圾堆。遼寧政法委想通過鄭貽春案給自己長臉，得到的，只會是灰頭土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