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吉林省《城市晚報》7月2日報導，圖們市第三小學大約20名學生在學校接種了出血熱疫苗後身上起了大疙瘩、發熱、頭暈、四肢無力等症狀。家長們懷疑是疫苗有問題。
這是繼6月16日到17日，安徽省泗縣大莊鎮中小學生接種懷疑假甲肝疫苗，造成一名6歲的小學生死亡，百餘學生出現頭暈、胸悶等異常反應後，另一起備受關注的農村醫療事故。
這兩起事故之所以受矚目，主要是跟中國的農村醫療體制趕不上中國發展形勢有關。在安徽泗縣事件中，大莊鎮衛生防疫保健所未經過上級衛生、教育主管部門和大莊鎮政府同意，擅自與學校聯繫，對該鎮2500學生接種了甲肝疫苗。相關報導又指出，有關疫苗價格是正常市價的四倍。
更加難以置信的是，涉及事件甲肝疫苗批發商張鵬，早於2004年已因為跟江蘇宿遷一起「假疫苗」事件被相關部門取消了經營資格。但在2個多月前，相關仲介公司仍與張鵬簽訂了聘用合同。
外界質疑，安徽泗縣事件涉及地方基層保健所和學校的利益問題，醫療產品的仲介公司聘用沒有經營資格兼有前科的人批發產品，更應深入追究有關人等責任。
現時暫無吉林圖們市事件的進一步資料，但事故中有沒有涉及人為疏失，以及相關的監管責任問題，已經成為外界的焦點。當然，這兩起事件都跟學校有關，校方有沒有人在事件中涉及利益輸送，自然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不但中國總理溫家寶對假疫苗事件表示關注，這個關乎所有國民健康的課題，目前已成為全中國都關注的焦點。據《新京報》7月2日報導，因安徽泗縣疫苗事件而被國家藥監局通報停售和禁用6批次甲肝疫苗中，目前已有一個批次在北京發現。既然連首都都有懷疑有問題的疫苗，地方上的保障，更是難以樂觀。
中國基層醫療體制的發展，始終是最值得探討的問題之一。中國自開放改革以來，經濟方面有長足進步，但地方和基層醫療，特別是農村醫療的專業水平，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改善。
中國衛生部曾於2004年12月2日公布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醫療服務費用增速已超過人均收入的增長，醫藥衛生開銷成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後的第三大消費，最重要的是，將近五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醫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經醫生診斷該住院治療卻未住院的也達了29.6％。
中國《環球時報》12月14日引述中國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表示，至今，中國農村有一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中國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又據《環球時報》，浙江大學一項調查進一步表明，哪怕是農村經濟最發達地區之一的浙北地區，還是有30%－40%得了絕症的農民，因為無錢醫治而死在家裡。
按衛生部調查，城鄉合計年人均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在排除了物價上漲的影響後，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 1993年，城鄉合計年人均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分別為21元和933元；到2003年，上升到75元和2233元。也就是說，農民一年的收入，連住一次醫院的費用都不夠。
農民中正流傳著這樣一些順口溜：「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醫院抬」；「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一人得病，幾代受窮」……從中明顯能夠感受到農民面對疾病時，那份沈重的無奈。
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加大對公共衛生的投入，甚至直接開辦非營利性質的醫院。上世紀90年代末，歐美和日本等國用於醫療保健的「公共支出」基本上都超過了GDP比重的5%；除美國外，公共支出佔醫療保健總支出的比重均在80%左右。形成對比的是，中國衛生總費用佔GDP 的比重有5.4％，但只覆蓋了20％的人口，而且患者共付的比例相當高。《求是》雜誌2004年第21期第一篇文章承認：資源配置不合理，衛生投入效率低下，醫療存在很大的浪費，中國醫療體制的在效率和公平上都存在很大問題。
1978 年的時候，中國政府大約20%左右的醫療投入要放在農村，到了90年代中期，國家醫療投入已經下滑到4%。中國農村衛生投入的嚴重偏低，已導致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在2002年10月，中國政府終於做出了在全國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決定，明確提出到2010年基本覆蓋農村居民。新一屆政府又決定，從2002年到2010年的這段時間裏，所有增加的衛生投入將主要用於農村。
在中國當代歷史上，中國有關普及農村醫療衛生生的工作最有名的政策就是所謂的「赤腳醫生」。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談到了城市和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針對當時農村醫療衛生工作極差的狀況，他把衛生部稱為「城市老爺衛生部」，指出應當「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在「六二六指示」發表後不久，普及農村醫療衛生的工作在全中國展開。當時較大的動作有：在全國各縣成立人民醫院，在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大量聚集在城市的醫療衛生人員被下放到這兩級醫療衛生單位，並且經常組織巡迴醫療隊到農村進行巡迴醫療和普及衛生知識。大城市裡的一些醫學專業和農林專業的學校被遷往較小的縣城，或者在縣城成立半工半讀的衛生學校和農業學校。這一年，在普及和推廣農村醫療衛生教育工作方面，成績是巨大的。
1966年文革開始後，這些工作受到衝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們受到批鬥，被送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從六六年到六九年這兩年多的時間，主要是解放軍的巡迴醫療隊在積極地活動，地方上的巡迴醫療隊也有不少，但他們主要是去接受再教育的，捎帶著給貧下中農看看病。
1969 年中共九大以後，中國開始在農村實行「合作醫療」制度。所謂合作醫療跟現在在城市裡搞的醫療保險差不多：從每個社員的收入中扣留一部分，作為生產隊的合作醫療基金，平時看病就不用交錢。這個合作醫療制度，需要大量的醫務人員，而當時並沒有這麼多的醫務人員；於是中央下令讓各生產隊推薦一兩名青年進行短期培訓，然後領一個藥箱，回到生產隊，就當起了「衛生員」。這種方法彌補了農村缺少醫務人員的空白，方便了貧下中農平時看病抓藥，而且也不怎麼增加國家和公社的經濟負擔。貧下中農把這種「衛生員」稱為「赤腳醫生」。到1974年，全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隊伍，大約有上百萬之多。
文革之後，中國推行土地承包，沒有了工分制，加上赤腳醫生本人也要承包土地，沒人給他發工資，而且赤腳醫生專業知識太少，並制度也慢慢消失。文革時期中國官方對赤腳醫生大加宣傳，以至於現在還有些年輕人以為文革時貧下中農看病不要錢，其實不是這麼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