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女聲」的集體迷狂 嚴肅認真地出醜

2005年3月起，「超級女聲」在5個城市分賽區進行比賽，不到3個月間，總報名人數已超過12萬人。「超級女聲」作為一種特殊的娛樂消費節目，並非一般的歌唱表演節目，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歌手選拔賽。從表面上它雖然沿襲了歌手選拔賽的基本模式、規則和意圖，但真實意圖乃在娛樂。或者說，是一種以歌手比賽方式出現的大眾娛樂節目。當業餘的表演者越是嚴肅認真地進行表演的時候，她的不專業性也就表演得越充分，其娛樂性也就越強。而評委對表演者出醜的關鍵部位加以提示，以便讓觀眾能夠更充分地消費「醜陋」。

超級女聲武漢唱區決賽現場

「超級女聲，想唱就唱」。從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平等的、自願的，甚至可以說是民主化的娛樂形式。實際上它如一個巨大的娛樂陷阱。在「藝術」誘人的召喚下，選手心甘情願地進入，集體性地互相攀比暴露不雅馴的一面。嚴肅認真地出醜，是「超級女聲」這種真人秀類節目的主要特徵。這在本質上是「暴露癖」的一種特殊症狀。

也有人以孔慶翔的例子來證明「超級女聲」的藝術「平民化」理念(孔在2004年美國同類節目「美國偶像」比賽中，因走調太厲害遭評委嘲笑。令所有人意外的是，他卻坦然回答這已是自己盡力所為。孔因此一夜成名)。這二者之間仍存在一種根本性的差別，孔實際上知道自己唱得不好，他所做的是在向公眾展示實現自我的勇氣。而「超級女聲」的選手們卻不知道。由於這並不是主要比賽歌唱，她們中的絕大多數從一開始就注定是失敗者。而節目就需要更多失敗者的充分表演，需要更多的節外生枝，來滿足觀眾的娛樂消費的心理需求。

如此一來，選手的業餘表演和當場「出醜」，也就成了節目中至關重要的內容。一位評委曾這樣描述他對選手的期待：「我倒寧可選手質素參差不齊，那樣15個裡面應該有個比較好看的緩解一下，你要是來100個都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都是一個長相，人真的暈了。」恰恰這種與藝術無關的特性，使得評委能夠拋開藝術本身，而集中精力去充分發掘那些可笑的節點關注和揭示過程本身的娛樂性，這才是評委的真實使命及其樂趣的源泉。雖然最終也不乏對個別成功者的發掘，但這無非是這一超級狂歡的副產品。

超級女聲冠軍安又琪通過電話開起小型演唱會

通過塑造大量的失敗者，來凸現成功者的榮耀；虛擬地昭示成功之路的艱難，以及凸現藝術的特殊價值。這實際上與藝術無關。

這場快樂遊戲中，真正愉悅的是觀眾。觀眾通過發現選手的破綻和可笑之處，獲得某種心理上的優越感；專家則通過專業點評，幫助觀眾獲得這種優越感。

「超級女聲」改變了電視節目的娛樂消費方式，由單向給予性的藝術消費，變成了公共參與性的集體的現場狂歡。它既滿足了選手的「暴露癖」，又滿足了觀眾的「窺伺癖」。這一雙重的滿足感，是該節目獲得商業成功的秘密。

「超級女聲」表現出來的全民性的瘋狂，使這一節目的文化心理含義更值得關注。從來就是精英化的「藝術」舞臺和現代傳媒，突然帶上了「平民」和「日常」的面具，出現在公眾面前，使得缺乏自由表達機會的公眾，一時間無法確認這種機會意味著什麼，也沒有人知道這種機會是否還會再有。蜂擁而至的報名人群，電視臺的高強度宣傳和直播現場的熱烈氣氛，如一種無形的裹挾力，像漩渦一般，越捲越大、越深和越有吸引力。

「藝術」和「現代媒體」本身都是超強度的迷幻劑，它們很容易製造一種癲狂性的崇拜：藝術崇拜或媒體崇拜。人們開始瘋狂地加入其中，只想像別人一樣，抓住那個道聽途說的神秘「機會」，也不管這個機會是否真正與她有關，更不會去深究這一現象背後的真實動機。這種集體性的行動「強迫症」，本身就具有強大的傳染性。

然而，「超級女聲」並非孤立的、突如其來的現象。它是此前其他種種「集體性神經症」的新變種。我們在雞血療法、君子蘭、紅茶菌、炒股票、搓麻將、買彩票、瘋狂英語和集體傳銷等群體性的行動中，看到了「超級女聲」的原型。只不過這一次是借「歌唱比賽」的名義。

有了美妙的名分，加上電視臺和網際網路等現代媒體的幫助，這種集體性的迷狂變得更密集、更頻繁也更強烈。那些(或老或少的)「女孩」，在這突如其來的「夢想」的蠱惑下，像被迷魂似的被驅使，不顧一切地奔向這個集體性的娛樂「廣場」，在那裡癲狂不已。直到下一次新的癲狂症狀發作。

(作者為上海文化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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