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十六年之後，中共黨內已經不存在什麼當權的「民主派」了，就算是黨內左翼原教旨主義的鄧力群等或右翼相對務實的李銳、李慎之、朱厚澤等也都統統靠邊站了，那些對中共自我改造抱有幻想的人們，期望在北京權力圈中能找到不同的聲音，機會也是越來越渺茫了。
然而，近年來，在北京政軍兩界卻冒出了一個可以舉足輕重的敢言者，他就是太子軍的代表人物，中國空軍副政委、前朝駙馬(國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劉亞洲中將。你可別小看了這麼個在中共權力高層排不上座次的中將，他顯然得到了握有軍權的太子軍人的擁戴，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竟然能讓黨頭胡錦濤亂了陣腳，併進而影響到了共產國今年以來若干重大政策的左右搖擺。
眾所周知，在中共國，公開欣賞美國的民主制度、抨擊黨內的腐敗和專制、倡言政治體制改革、指名道姓或含沙射影抨擊毛澤東、江澤民和胡錦濤等，都是很少有人敢於涉足的政治禁區。但，這位將軍，卻憑著他「無人敢奈我何」的太子黨血統，竟然在共產軍內外頻頻發表幾乎所有中共國人都不敢、也不能在公共場合觸碰的敏感話題，
劉在他的《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中寫道：越來越頻繁的政治高壓、輿論控制和特務統治，對底層抗議活動的鎮壓、對社團活動的消滅和對批評政府的知識份子的打壓，成了一九八九年以來當局的主要統治方式。其抨擊黨國現行體制言辭之凌厲，幾乎與反共的異議人士如出一轍，甚至某些共產國「憤青」還攻擊劉亞洲是黨內「親美、親臺」的人物。
不過，劉亞洲的對內推動政治體制改可不是真的要推翻共產極權；相反，他卻是一個狂熱的共產軍國主義份子。劉在談及中共國政治體制改革時就反覆強調：「中國的希望在黨內，黨內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層（《大國策》）」；而在談到軍隊時，他又特別強調：「中國社會真正的精英在軍隊，軍隊中團級以上都是精英，即使看起來像草包，也一定是裝的」。他認為：「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國家，軍隊就越是改革的力量（《信念與道德》）」，而中共國這樣一個的不發達國家，就必須像巴基斯坦、韓國、菲律賓、阿根廷、智利、巴西那樣，通過軍人干政來完成民主化、實現強國夢；尤其是中共要想「紅旗插遍全球」，就必須打敗現今世界上的唯一超強 --美國。為此，實力雄厚的新興太子軍人要求胡錦濤：1藉口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挑戰日本，為中共國成為亞洲的唯一的軍事超強作準備；2．盡速攻佔臺灣，以便共產軍能前進到與太平洋美軍直接對抗的戰略前沿。
按照劉亞州們的說法：知識份子只有一張嘴巴，但知識軍人除了嘴巴還有槍，除了有槍還有政治貴族的牌照，他們不在乎胡錦濤的中共中央能把他們怎麼樣。尤其是，中共長期以來極力誤導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更方便了太子軍人借大陸民間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向日索討戰爭賠款、收復日佔領土等正當訴求、不斷地在公共場合頻頻亮相、宣傳他們的軍事強國夢，從而使這支迅速崛起的太子軍成了可以影響中共國政局走向的舉足輕重的力量。這，對於想要穩住軍委主席寶座、而又在共產軍中缺乏淵源的胡錦濤來說，就好比頭頂上懸了一把尚方寶劍，利益攸關之下，不能不小心翼翼地在太子軍干政和「黨指揮槍」的正統模式之間尋求平衡。
* 黨國抗日弄巧成拙
由是，今年三月底、四月初，胡錦濤終於選擇了迎合太子軍、利用共產極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煽動下迅速膨脹的仇日情緒、來緩和中共國內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建立「和諧、強盛」共產國的強硬外向政策，從而使世界驚訝地看到，六四以後十六年來從未被中共允許過的遊行示威，竟然在中共國各地合法地出現了。
按照中南海的設計，官方領導的反日運動應該從反對日本進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和要求修改日本教科書入手，以彰顯中共國在亞洲乃至今日世界舉足輕重的領導地位。為此，四月二日，共產中辦、國辦召開電話會議併發出指示：要求各地反日活動不搞社團間串聯、聯署；不搞跨地區、跨界、跨部門活動；不搞全國性、跨地區性的集會、遊行。胡錦濤甚至更責令各大專院校的政工頭目、各公安國安的特務打手親自參與反日遊行，直接掌控「運動正常發展」，以防止被所謂「壞分子」鑽了空子。
然而，胡共頭的這場政治豪賭，從一開始就場面全盤失控；已經學會了抗共鬥爭術的中共國人，將官方領導的這場反日秀變成了抗日兼抗共的大發泄。連續三個週末，遊行民眾網上大串連，全共產國近二十個城市、總共幾十萬人上街。他們衝擊日本使領館，並同警狗直接發生衝突，深圳更有民眾不顧公安局長當街指揮鎮壓，沿街追打並高呼「打死漢奸」；他們沿街搗毀日資商店、砸爛櫥窗，嚇得店員趕緊挂出橫幅，聲稱商店是中國老闆開的；他們鼓吹抵制日貨，卻要求共產頭目和黨國
暴發戶身體力行。到了四月二十三日，網上倡議、聲明、號召更是一個接著一個；大家眾口一詞，計畫在五月長假期舉行全民抗日大示威。這一下子，可嚇壞了中南海的匪頭們，於是不得不以大逮捕草草收場了中共國的這場抗日鬧劇。
事實上，四月三日，抗日民眾一走上街頭，中共頭目就已經覺察到苗頭不對了。所以，從四月四日起，共產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就社會各界的反日運動緊急召開了三次會議；而共產中辦（中央辦公廳）、國辦（國務院辦公廳）更是三次召開電話會議、三次下達文件，希圖控制局勢。
來自國安系統的消息說：四月八日，共產中央成立了非常設的對日工作小組，操控反日活動，由羅干任組長，副組長有劉雲山、周永康、王剛、李肇星；並且規定，五人小組就事態發展和敵對勢力的介入情況，直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報告。與此同時，也是在四月八日，共產中央更下達指示：要限制、控制、勸阻黨政機關幹部、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失業人員以及中學校師生參加反日遊行，其目的也是害怕全社會捲入黨控的大學生反日遊行之後，會導致場面失控，抗日變成抗共。
正因為如此，四月十日，中共又下達指令：不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新華門等國家機關、廣場集會、遊行、示威；不准在外國使館區域集會、遊行、示威、過夜。其後，四月十二日，共產中央再以電話會議明確：要警惕不良份子混入煽動搞事，要警惕境外敵對分子煽動，製造謠言，製造事端。而到了四月下旬，上海、北京的黨報腔調突變，紛紛發表說教，要求反日民眾「以大局為重」，要「相信黨中央能處理好中日關係」，並指稱：「大量事實證明，最近發生的非法遊行不是什麼群眾自發的愛國舉動，背後有著不良圖謀和陰謀策劃，企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態發展的種種跡象顯示，中共準備對抗日民眾進行大逮捕、大鎮壓了。來自公安內部的消息承認：北京警狗奉命進入各單位，調查有能力組織十萬人抗日示威的領袖人物；而在上海，特務們比照錄像進行大逮捕，僅四月下旬，就有四十二名街頭抗議的組織者被拘捕。接下去，四月二十六日，在香港註冊、一貫以外維國權、內維人權為主旨的保釣聯合會北京總部被查抄；四月三十日，黃金週反日遊行組織者郭飛熊連同他的遊行示威律師，也都突然神秘失蹤。胡錦濤的反日秀，就這樣以無
情的逮捕、鎮壓草草收場了。
* 胡氏媚日引發兵變危機
進入五月，中共喉舌原本對日本橫眉怒目的姿態，一下子又回覆到了過去的和藹可親了；原本似乎陰霾重重的中共國同日本的外交關係，簡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出現了戲劇性突變。胡錦濤為修復同小泉政府的關係，素以媚笑外交著稱的共產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竟然出人意外地出現在東京，而且還同日本首相約好在五月二十三日下午舉行會見，以體現「中(共)日親善」。
胡錦濤的出爾反爾，顯然激怒了以劉亞洲為代表的太子軍。這些少壯軍人，本來就對胡錦濤四月十日取消他們的那個「中日青年研討會」表示極度不滿，而在等待了一個月之後，得到的竟然是共產中央派遣黨國重量級人物吳儀親赴日本致歉修好，無異於全盤否定了他們的抗日強國夢。於是，太子軍對四代黨神完全失望了，決心攤牌了。
來自共產軍大院的消息稱，少壯軍人舉行了秘密集會和串連，強烈要求胡錦濤就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二戰索賠、收復日佔領土等問題明確表態，否則就不惜號召各軍兵種簽署更換軍委主席的呼籲書，必要時更不放棄使用兵變手段迫胡錦濤交出軍權。據說，有激進太子軍人在軍中鼓噪，說當年納賽爾都能以中校身份取得埃及政權，更勿論如今跺跺腳就能讓共產軍晃三晃的太子軍人了！
五月二十三日凌晨，胡錦濤得悉太子軍可能發動兵變的消息後，隨即加急通知已經抵達東京的吳儀，取消原定在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同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會晤。其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也向記者宣布，會晤已應中共方要求取消，吳儀將奉召趕回北京處理一項緊急公務。對此，瞭解中南海高層運作的少壯軍人指出，所謂「緊急公務」，乃是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重新研討對日策略，以安撫軍人、防止兵變。
如今，胡錦濤反反覆覆的反日媚日嘴臉，豈止在共產軍中遭到強烈反彈，而且還在黨內高層遭到了非議，被指責為中共掌權五十五年後出現的執政幼稚病。共產元老圈傳出的消息也說，已有老軍頭質疑「胡主席」的領導能力，他們稱，胡錦濤從「盲動主義」轉換成「投降主義」，變化之迅速令人心驚，顯示其根本無力處理好各種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而一直垂涎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寶座的上海幫，當然更不會放過這一攻姦胡共頭的大好機會；他們指控胡錦濤反日是機會主義、媚日是投降主義，缺少作為黨領袖的魄力，吵著鬧著要重新考慮黨中央的領導人選。總之，一句話，胡共頭的紅朝寶座已經岌岌可危，共產國的權力之爭很可能再暴更大新聞。
五月二十四日北京愛民街共產軍大院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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