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教皇為推翻共產極權做出了兩大貢獻。80 年代的我住在波蘭，當時聽說如果我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只消到華沙的教堂裡去取一份該市的地下週報便曉。如果我想參觀個展覽或看個演出-- 這些都是與教士們無關的但卻被政府禁止的活動，我只消去教堂地下室即可。
波蘭教會的「非傳統思維」並不完全是宗教現象，例如馬克思在東歐傳播的「打破一個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 」當教皇來到波蘭時，他不但談到了宗教， 而且也談到了歷史。一次我親耳聆聽了教皇在紀念一位十三世紀修女時的長篇講話，他有意識地提到：「對'根' 的忠誠，並不意味著機械地複製過去。」又一次在他的一篇波蘭文的講演中提到：「對'根'的忠誠永遠是創造性的，它期待著進入更深的層次，以迎接更新的挑戰。」
由於教皇超人的能力，他能把人們感召上街並凝聚起來。正如夏燃斯基等寫道，當共產政權能夠粉碎人民、隔離人民、並且讓人民感到害怕時，那它們就獲得了最大的成功。然而當教皇於1979 年訪問波蘭時，他並不是像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所預期的，只有幾個老太婆迎接他，而是幾百萬的男女老少。我的丈夫當時只有16 歲，他記得他當時爬上了一棵機場外的大樹，看見在那無邊的人群裡作彌撒的教皇，「無論朝哪個方向望去，三公里外都是人山人海」。 政權、領導、警察渺小得無法捕捉，「我們有那麼多人，而他們則少得可憐」，教皇不斷地重複道：「別怕，別怕。」
並非巧合，一年後的教皇再鼓勇氣組織了團結工會，使其成為第一個反共產主義的群眾性政治運動；也非巧合，「人文社團」在其它的共產國家中開始組織起來-- 因為既然能在波蘭組織，那也就可以在匈牙利或東德組織，所以當教皇在1979 年與戈巴曉夫交涉時，他毫無必要搞秘談，因為他早已把他最重要的話向公眾說明瞭。
Washington Post 4/6/2005(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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