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只是個出初茅廬的作者，雖年近不惑，卻世事不明。而且，多年經歷過的政治運動的積習，還使我不習慣正常的民主生活。因此，對於這次的座談，格外有「受寵若驚」的感覺。
那時他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啊！
那天，天降豪雨，蕩滌了幾天來的暑氣，我打著傘到富強胡同六號。幾次經過那門口，卻不敢相信就是那裡。那平平常常的北京四合院的大門，沒有門衛，也沒有傳達，這能是他住的家嗎？但門牌上明明白白寫著「富強胡同六號」，同通知上的地址字字相合，而我這個在北京長期生活的人又絕不至於將酒當醋。我壯著膽子走進敞開的靜靜的大門，竟無一人從側，從裡，從外追我，問我。我更詫異，一直沿廊走到院子的一間小屋旁，才從窗子裡見到一位年輕人正坐在桌前看書，他看見我，笑一笑，問道：「是來開會的嗎？」我答：「是！可是，這兒是胡……」「是！」那年輕人笑著說，走出小門，告訴我：「拐個彎，那有一間大屋子，那是會客室，就在那兒開會。今天下雨，人還沒來呢，你把傘放在這兒也成，放在會議室也成。」就這麼簡單，一個極普通的人，用比會朋友還簡單的辦法，走進了一個「大幹部」、「大首長」的家。後來，聽曹禺先生在一次會議上說：「耀邦同志實在該有幾個哪怕傳達員呢，我每次晚上到他那兒去談話，都溜溜躂達地進去，一個人問也沒有。」也許，這才是正常，但我們已經很久很久了，把這正常當做反常。
參加座談的一共十二位，好像有一位臨時請了假。大家圍坐在沙發上，剛交談了幾句，就見他從後院，穿一身紡稠的褲褂，一雙布鞋，搖一把蒲扇，悠然地、瀟灑地走來，對他的孫女吧，大聲說：「自己去玩，爺爺開會。」便笑著走進了客廳。
他這樣走來了，如同我們的朋友，如同一位隨和的長者。
他同我們挨個握手，說得出我們每個人的作品，可見，他至少是為了這個會而瀏覽過那些值得或不值得記住的作品(不值得，是指本人的東西)。他同我們每人都說幾句話，長短不同，內容不一，因為有人他相熟，有人他剛認識。不過，他都能說上我們的名字。
他讓秘書端來西瓜，親自送給在座的每一位，而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比他年輕。
他聽我們每一個人的發言，他自己用小本子、鋼筆作記錄，不時提問、發問，他不坐沙發，坐在椅子上，背靠著桌子，在膝蓋上記錄。這讓人想起坐小馬扎聽大報告的情形。
我們的發言充滿年輕人的衝勁兒。我記得，其中一位甚至說過大意如下的一段「唐突」話：「耀邦同志，我們都當過你的部下，我們今天擁護你，不是因為你是老書記，而是你復出以後的言行，假如你以後不這樣，也許我們便不擁護了。」這話可謂直率。他聽了連連點頭，用筆指點著：「這話講得好！」 然後引申：「每個人都要寫自己的歷史，這歷史人民會給你做評價，包括你們。」這話，我深深地記住了。那天所談、所笑、所論，許多已經湮沒在歲月的沙塵裡，而這句話卻始終如無盡的清風在我耳邊吹拂。
《秋風也讓人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