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農民革命，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則是一場「革農民命」。今天，在廣泛談論「勢勢群體」、「新貧困階層」等問題的時候，人們必須清楚，農民這一貧困階層，不是什麼新的貧困群體，不僅僅是江澤民改革的受害者，1949年以來，他們一直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受害者，一直是|「貧困階層」和「弱勢群體」。反右運動、文革浩劫，這些廣為人知的政治大災難僅僅是農民遭遇的苦難之一，而農民在這些災難之外，一直生活在更多的災難之中。 3000多萬人的死亡，幾億人喪失公民權利，這種奴役是空前絕後的。遺憾的是，對中國現代農奴制的反省一直沒有成為顯學，因此，反覆申明這一真相，應該是漢語思想重要的理論責任之一。
一、 意識形態：重工主義與重農主義
首先要說明一個理論問題：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核心項目是通過農業的積累優先發展重工業，那麼這種重工主義是否和重農主義傳統相矛盾？
問題在於：中國農本思想的本質是什麼？有論者說，中國傳統農本論有三個思想：一為人類生存提供衣食之源。二為軍備國防提供物質保障。其三為國家財政開通稅收來源。事實上中國的農本思想從來不是以農民或者農業為本的思想，而是以農民、農業為「重要手段」的思想。這是一種極端形式的產業機會主義，其目的是維護統治的安定、是農戰，是國家穩定的收入。因此，中國實際執行的是官本思想，在官本利益不變的前提下，任何可以強化官本利益的「產業政策」都是可以採取的。對於官本主義來說，發展重工業和種植鴉片沒有什麼區別。當然，這裡面也包含著意識形態的影響，馬克思主義關於大工業的偏執觀點為落後國家「迎頭趕上」的心態（也和「認定勝天」這一災民傳統相聯繫）提供了「科學」支援。同樣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工業化運動不等於放棄了糧食工具主義傳統，反而進一步加強了「對農業的重視」。「農業是基礎」，這一理論意味著以更少成本強迫農民生產更多糧食的政策，而與重視農民利益沒有任何關係。這重工主義思想與傳統的農民工具主義一脈相承。在一定意義上，共產黨就是一個特殊的「農戰組織」，其基層生產單位「產生隊」是一個集強制工業化和強制農業化雙重目標於一身的「軍事組織」。當然，這一經濟動員是在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武裝下進行闡述的。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落後國家取得實踐，這一「反馬克思主義」問題是別有趣味的。在我看來，「毛澤東思想」實現的這一結合實際上是工業災民理論和農業災民運動之間的結合，由於災民理性的某種共同特質，使二者的結合成為可能。馬克思主義可以視為工業災民主義。曼徹斯特時代產生了大量的貧困工人（工業災民），工業災民理性的唯物主義的哲學和經濟學，以及社團主義的政治學、暴力價值觀念，與農業災民理性沒有本質區別。不僅如此，工業災民理性為農業災民理性提供了烏托邦理想，提供了改變災民困境的組織手段和理論指導。更重要的是，它為農民造反以後的新國家的利益提供了「科學」的恩人專政理論，因此使國家利益及其擴張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歷史合法性」。
正因為如此，現代農民反抗不再是流民和災民的結合，而是激進知識份子和災民的結合。這一結合注定了「中國革命」的兩個社會後果：第一，從農民革命到革農民的命（從戰爭年代到建設年代）。第二、從文化革命到革文化的命（從五四運動到文革）。
顯然，20世紀初的自然災害與中國革命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延安道路也說明，在災變嚴重地區出現的革命力量所具有的傳統特徵。不過中國革命更直接的影響則來自戰爭。引人矚目的戰爭是軍閥混戰和日本的入侵及國共內戰，前者產生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後兩者使之走向勝利。而遠東戰爭的殘酷性及死亡率，塑造了中國新國家極端主義的性格。
關於中國革命勝利的原由，主流觀點將之歸因於中共在解放區的土地政策。但問題似乎並不僅僅如此。越來越多的人們願意相信是中日戰爭和國民黨的腐敗造成了中共的勝利。在我看來，兩種觀點都可以成為延安取得政權的理由，至少我認為，對戰時中共的土地政策進行過高的評價是不合適的。在延安，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以及中共向農民征斂對中共的發展做出了主要貢獻。而同時，自然災害消耗了國民政府農業改革的有限成果（邊區政府並不承擔荒政責任，這點在近15年的時間裏延安的作為還遠遠比比上一個「華洋賑災會」）。
朱毛30年代初期在江西的土地政策兩個原則：不分階級，所有人均分土地和僅分配多餘的土地（「抽多補少」、「抽肥補瘦」）。1935年以後，延安邊區的土地改革基本沿用了這種政策。但均分土地很快被「邊區政府」的稅收政策所替代。1940年 「救國公糧」標誌著中共首次大規模徵稅。此前，西安事變形成的國共合作使中央政府同意每月供給10萬元用於邊區教育和重建，另外50萬元用於維持八路軍。 「考慮共產黨此時財源緊張，這些錢是相當多的。」 中央政府的撥款在初期保障了邊區政府的低稅政策併進行制度化。1939－－1940年，延安軍事力量33000人。《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 (1971)（美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著 魏曉明 等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下同）
「皖南事變」之後，國民黨取消邊區「津貼」（1940年達1040萬元），加之日軍在華北地區的進攻，使延安經濟陷入困境。封鎖導致邊區通貨膨脹。「邊幣」貶值的速度是「法幣」的兩倍。1942年米價比1941年增加了14倍。邊區政府在1941年將稅收提高到歷史最高位，達到20萬擔小米（1937年是1萬擔），是上年的兩倍。包括第一次對貧苦農民徵收重稅（一些鄉，貧農和中農約是總量的75%）。「這對農民來說無異雪上加霜」。此外，徵收飼料稅，1941年達2600萬斤乾草，更有甚者，還搞了很多名目的雜捐（1941年35萬元左右的羊毛捐等）與集資活動（1941年發放了600多萬元的公債，發售彩票）。1941年借糧66000鎊。亂攤派，某鄉，一年向農民要糧要勞力達31次。邊區年度行政費是15萬元，2/3靠內部徵集。
因此，理解1949年以後中共與農民的關係必須記住上面這段歷史，它說明中共的「農民民族主義」同樣是農民工具主義，而中共從來不是一個農民的政黨，農民出身這一階級特徵並不能說明它代表農民利益，事實上這是一個常識問題。
戰時對農民的徵收並不僅僅限於陝北。「華北根據地」於1938年開始徵收「合理負擔稅」，1941年實行「統一累進稅」。「徵收土地稅的總量與以前國民黨強加的徵稅水平沒有什麼不同。」（《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美）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等著 陶鶴山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下同）區別可能是：土地改革和「減租減息運動」基本消滅了地主和富農。1938－－1948年的十年土地改革的後果是：「農民然很貧困，在潛在的危機人命的自然環境面前，仍然十分脆弱。土地重新分配的結果是，分散的、個人的小塊土地比以前更小，人均土地更少。」 土地改革和徵收的手段偏向恐怖主義，對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侵犯。（參見楊小凱《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
二、1949年：從農民革命到革農民命
平均化和恐怖的土改之後，1949年黨提出「發家致富」的口號。然後1951年是關於合作社的爭論。1951年底，五反運動消滅城市資本主義和城鄉市場殘餘。1952年4、5、6月間農業部和華北局黨委組團赴蘇聯參觀集體農莊，這是一次重要的出訪（25年之後項南訪美代表著中國農也政策的另外一個轉向），它標誌著以「拖拉機和集體農莊」為理想的全面蘇化運動的開始。1953年10月1日，毛宣布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廢止私有農業，並壓低農業收入進行原始積累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並實現了國家對市場的控制。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東北水災作為原因之一促使陳雲和周恩來幫助毛確立了糧食由國家控制的政策。「強制性的低價收購糧食，使統治集團擺脫了市場競爭，確保城市、軍隊、膨脹中的國家機構和推動工業化所需的糧食供應。」1955年10月，中央號召立即全面實行集體化。與此同時，1955年公安局開始負責建立人口登記制度和控制制度。1956年，所有農民被拴在土地上……
1978 年的改革並不意味著中國「國家農奴制」的廢棄，「新時期」農民的自由是有限的，這些鬆動無法彌補30年來當局對農民欠下的經濟債務和道德債務，更無法從根本上緩解社會主義運動積累的各種深刻的社會危機。大致說來，中國農民在社會主義運動及其後的修補運動中遭受了生命、財產和自由三個方面的巨大災難。這是當代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靜悄悄的、或冠冕堂皇的「反人類罪行」。
剝奪生命權
（1）戰爭導致的農民死亡
沒有人否認中國的軍隊是以農民士兵為主要成分的。1935年以來的「農戰」中，中國士兵和平民的死亡人數人們還無法給出一個具體數字。有人估計，抗日戰爭有 1500－－2000萬人死亡、而國共內戰至少使1100萬人喪生。1949年以後的重要戰事包括朝鮮戰爭、中越戰爭等，但這兩場戰爭的死亡人數目前還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
（2）歷次運動與鎮壓
「多維新聞網」上署名「白沙洲」的《解放後農民非正常死亡研究》一文介紹了歷次政治運動和鎮壓行動導致農民死亡的一些數據。首先是「土改」被濫殺的農民有數十萬之眾。《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估計，在土改中被處死的地主達一百－－二百萬人。前《華盛頓郵報》前駐北京記者薩澤藍的調查報告──「毛時代的大眾死亡」認為，被殺的「地主」在一百萬至四百萬之間。（《華盛頓郵報》，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七－十八日）而最多的統計數字是「不少於一千萬」。其次是「統購、合作化整死農民」。浙江被活活整死農民的數字是一百三十四人。廣東一九五五年一月以前，「全省因購糧自殺者一百十一人。甘肅鎮原「反革命集團案」死在監獄的有三百三十三人。第三、「社教與殺人」。一九五七年廣東三個專區統計自殺四十五人。山東嚇死、打死十多人。到一九六三年二月底，湖南死亡人數七十六人（有的說死了九十七人）。在一九六四年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北京通縣自殺五十多人……第五、「文革」農民死於非命二百萬，學大寨運動，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年期間，昔陽縣死於「全面專政」人總計一百四十一人。1978年以來，特別是1989年以來，迫害和鎮壓農民抗議的事件不斷，而基層政權的黑社會化統治也不斷爆出人命個案。如，2000年5月中旬，海南省某縣道日村的村民和鎮政府發生衝突，副鎮長開槍當眾將一村民打死。江西省一位66歲的農民顯然是因為拒絕支付大米豐收的最後一筆0.75美元的稅款而被打死。1999年8 月，10000名農民包圍了江西省政府並要求減稅。4月，政府證實在一次稅收抗議轉變為暴力時，有兩名農民被殺、20名村民和23名保安官員受傷。世紀中國網）
與此相關的是中國的死刑問題。一方面，暴政和剝奪引起的凶殺案直線上升，另一方面，中國執行死刑的案例高居世界之冠。中國從來是不通報每年執行死刑的總人數，從來沒有對外公開的統計數據。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的萊普律師說，估計數字是每年一千到一千五百人。國際人權組織大赦國際 2003年4月發表一項申明，指責中國在去年處決2468名死刑犯，佔世界被執行死刑人數的90％以上。有研究者稱，大赦國際的數據是極其保守的。李銀河說，中國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佔全世界死刑人數的比例超過中國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佔比例。BBC報導說：中國平均每週處死40人。中國刑法共用47個條文設置了68種死罪，「嚴打」中個別地方甚至規定將殺人捕人的定額，作為考察地方政法機關工作業績的重要指標，導致實際上判處死刑人數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中國政府公然違背聯合國於1989年12月15日通過的《旨在廢除死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二選擇議定書》即《死刑廢止公約》，它表明「災民暴政」（參見《災變論》）對中國政治的絕對影響。
（3）「大飢荒」與相關災害導致的死亡
「白沙洲」介紹說：按薄一波的說法，僅在一九六零年，死亡人數是一千萬。美國學者彭尼．凱恩推算，人民公社運動以及大飢荒，死亡一千六百－二千七百萬人。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推算死亡人數是三千萬。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茨伯裡估計六十年代初中國大陸因飢餓死亡三千七百萬人。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大陸死亡人數為四千零四十萬至四千三百十九萬之間。胡志偉說：三年飢荒餓死五千萬農民。
大飢荒駭人聽聞之處在於：一方面，雖然1959－－1960年中國糧食產量比1958年下降了 15%，但國家徵購的糧食卻比1958－－1959年多32%。在1959年糧食日益短缺的情況下，國家從農民手中徵購的糧食創下了記錄，達6650萬噸《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另一方面，這兩年還是中國出口糧食最多的年份。（《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同時，這些年中國大興土木。如修建大會堂，各地樓堂館所的修建，進行建國十週年慶典和慶祝乒乓球世界冠軍等。
對大飢荒－－「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飢荒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