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機場站放洋屁
蘭州的地理位置，真正是中國的中心。在東南西北四至上說，由蘭州到東北、東南、西北、西南邊陲的距離，相當的勻稱，在「海棠葉」上找一個位於中心的大城市，就非蘭州莫屬了。但一般說到蘭州，卻總以為那是西北的重鎮，這可能是以人口密度作標準的觀點造成的錯覺吧。蘭州氣候乾爽，雨水稀少，高原的泥土終年硬梆梆的。記得孔家墩機場上並無跑道設施，飛機無論落在那裡或滑滾到那裡，都無陷入松土之虞，孔家墩機場另一特色是機場中心部分隆起，如果從某一頭觀看另一頭起飛或落地的飛機，飛機著陸或推大油門加速滾動時，你看不到對面的情形，一直等到在機場中心隆起部分出現飛機的輪廊時，才能夠看到飛機的動靜。
民國廿六年抗日戰火剛剛點燃的時候，蘭州空軍總站長名叫李疆雄，外號李狗熊。這人很獨特。他是廣東人，卻長得一付外國人的像貌，舉止和性格都非常像一個洋人。他有兩段名言，至今我還記得。其一是有一次他對機場服務人員訓話時說：「命令是由長官的嘴裡傳到我嘴裡，再由我嘴裡吐出來傳到大家身上。」他講話時，好似向大家身上吐口水一般。其二那時蘭州有「來華助戰洋人」，他在洋人搞不清的時候，會大叫道：「去找一個會放洋屁的來。」我那時到蘭州機場工作，便是這「放洋屁」的人隊伍中的一員。
李「狗熊」年輕時候，曾經率領華工到法國去代表我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對英文法文，都懂得一些。他在蘭州任總站長時，那身制服顯然與其他空軍官佐不同，穿得非常挺拔。尤其他的馬褲和馬靴，剪裁特別貼身，馬靴擦得雪亮，特別引人注意。空軍上校高志航是留法的，那時也時常穿馬褲馬靴，神氣卻遠不如李狗熊。李狗熊碰到來華助戰洋人還要喊叫放洋屁的來幫忙，這可以推想到那些洋人決不是英美或法國人。年紀大一點的人該會記得，那些洋人就是「大鼻子俄國人」。
民國廿五年我在北平大學畢業。經過兩度不同的訓練之後，民國廿六年被分發到財政部直接稅局上海辦事處工作。直接稅剛剛創辦，主其事的人，是孔祥熙部長手下的大紅人高秉坊。上海辦事處的主任是梁敬錞。我以「辦事」名義開始工作（不叫「辦事員」），距離各層長官高不可攀，遠得很呢。七七抗戰爆發，八二三滬戰開始，我都在上海作起碼級的公務員。在我空軍襲擊日方「出雲艦」時，流彈曾經落在我居住的法租界環龍路公寓鄰居陽台上，但我們仍舊不太直接體會到戰爭的恐怖和緊迫。當然這與我年輕無知有很大的關係，但這不是說我沒有憎惡日寇侵略我國的同仇敵愾的心情。
徐煥升匚曳衫賈?p>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廿日前後，粱敬錞主任有一天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劈頭第一句話他問我：「你在空軍裡作過事嗎？」「我沒有。」「哦？你看看這一份電報」，他取一份電報遞給我。報文很簡短：「借調朱士熊立即赴南京航空委員會報到」，底下署名的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你看這是怎麼回事？」他問我。我說我不知道。「不管怎樣，這是軍事命令，你必須遵辦。你甚麼時候走？今天可以吧？」那時是上午，但當天啟程總是太難了，於是回答說：「今天可能來不及，明天我一定出發。」第二天我果然就離開家人出發了。那時滬戰已經很酣熱，松江鐵橋已經炸壞了，京滬火車不通。從上海到南京，必須走滬杭甬公路到嘉興，轉車到蘇州再轉南京去。松江大橋已經不能通火車，旅行的人到了松江大橋下車步行順著鐵軌過大橋，再上火車到嘉興。記得在蘇嘉路段時，雖然坐的是夜行車，還是遇見了日機的轟炸。火車停駛後，隨車人員命令我們每一位旅客下車，跑到附近農田坑畦地帶去躲避。日機倒是瞄準列車投的炸彈，但都與列車平行一條線，落在水田中爆炸，結果並未造成傷亡。警報解除後火車繼續行駛。這是我第一次直接受到日本炮火的洗劫。
南京小場航空委員已作撤退的準備。辦事人員發給我幾個證件，一張出差證、旅費，叫我立刻坐火車去西安空軍總站報到。我曾問找我去作甚麼，答案是到了西安就會知道了。火車到了西安，我住進一家旅館，立刻到西安總站去報到。站上的人告訴我，明天清早有架飛機去蘭州，叫我到時候去總站等候上飛機。我問：「到蘭州作甚麼？還要再到別的地方嗎？」答案是到了蘭州就會知道。這還真的有點戰時的氣氛。沒有受過基本軍事訓練的一個青年人，難怪會不懂事的亂髮問題，想要知道他不一定應當知道的事情。另一方面，幾處與我接觸的人員，也許只是奉命把某一些人一站一站的往下送，至於到底送到那裡去作甚麼，他們真的都不知道。
從西安到蘭州，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飛機的旅行。載我去蘭州的飛行貝是一位青年空軍軍官，名字叫作徐煥升。飛機是波音廠產品，式別已不記得了。那是一架雙引擎的旅客機。聽說還是蔣委員長的座機呢。沒想到以後我在命運的安排下，曾經乘坐過大約廿種大小的飛機（不是廿次，而是廿種不同的飛機），從兩個座位的教練機、偵察機（開敞的座艙），直到重型轟炸機和空中巨無霸等型，可謂機會不太尋常。
沙果臉蛋藍色輕煙
民國廿六年時的蘭州，有幾點特色，特別記錄下來作為花邊報導。首先是大概因為電燈廠的發電不足，電燈亮的時候，一閃一閃的忽明忽暗，稍久之後也就習慣不怪了。其次那時蘭州的主要街道，路面倒比店舖前面的人行道高出許多。從馬路上進店舖，要下幾步階崁，也與別處不同。再有傍晚時分，氣候轉涼了（九月、十月及以後），路燈不夠亮，行人相當稀少，這時在淒涼的夜色裡，你可以看到一縷縷的正藍色的輕煙，從許多住宅區的馬路上裊裊上升，景色相當好看。不小心的話，可以看到這種藍色的輕煙被人吸進鼻孔之內，不見再出來。以後我們才曉得，原來是住戶人家在燒「炕」（音「抗」，床的一種），燒的是曬乾了的牛馬糞，以其具有緩慢燃燒的優點，可以保持炕頭一夜的溫暖，所以人們喜愛它。蘭州人們的飲水，最好的算是黃河水，特點是混濁濁的，不沉澱的話，只有帶泥喝。但是蘭州氣候好，可以說天天大太陽，無論男女老幼，臉蛋兄都是紅紅的，普遍說來郡很健康，黃河之水混點實無害，誠可信也。因為幾乎每一個人的臉蛋都是紅紅的，所以蘭州人大眾獲得一個總稱的綽號：「沙果（甘肅音念鍋）子」。沙果與蘋果的味道可說是一樣，也許稍為酸一點，但是其大小則只是和雞蛋差不多。華北許多地方出沙果，倒是蘭州沙果（說的是水果而不是指人）臉蛋特別紅得好看就是了。
甘肅老鄉樸實而且忠厚，我自然愛上了這個地方和這裡的人。因為我自己一生，也只是想作一個樸實而忠厚的人而已。
我的老同學孫運璇
我的老同學孫運璇，國內人人皆知，國外自然也有他的名聲－－因為他作過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院長。我不打算對他加任何一句讚揚之詞，因為那樣做的話，對他並不增色半點，我則必然淪入阿諛、奉承之流，落人話柄不算，而「我的同學孫運璇」這一句話，或會同樣具有卅年代、四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所具有的諷刺意味了……我是念小學時與他同學；地點是哈爾濱。
哈爾濱是我一生裡最懷念的地方。我的童年－－很幸福而且快樂的童年－－大都在這裡度過的。這裡是中東鐵路一個最重要的樞紐。因為鐵路是帝俄時代俄國人策劃修建的，所有鐵路沿線以及東北北部大片地方，俄國人的影響力不小，俄國人也為數眾多。中東鐵路是中俄共管的，處處都用得到俄文，連帶著東北北部也因為其他實際需要而學習俄文的人也就非常多。其流行程度不比內地各大商埠都市國人學習英文來得差。
我在這樣環境背景之下，自幼年起就開始學習俄文。這是我與「大鼻子」俄國人第一次接觸，時間持續五、六年，我與孫院長同學，就是這一個階段。但也僅僅就是這一個階段而已，他不久就轉入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就讀，我和他的緣份就此終了。半世紀以後孫運v作了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我也作了四十幾年努力負責而平凡的公務員。
俄空軍參戰非志願
到了蘭州的當天，我就知道了我為甚麼千里迢迢來到這個地方的原因。
在孔家墩下了飛機之後，進入總站就碰見了我的幾位同學、老班的學長，以及我的一位老師李仲武先生。李先生是我在北平大學讀書時的老師，貴州人，留俄的，臉龐上有一小片青痣，最容易使人記得。是他在向有關當局提出一份學過俄文人員的名單時，把我的名字列入，所以才有借調命令的發出。不幸李老師不久在一次出差途中，因為飛機失事而殉職，和我們永別，真是人生聚散無常呢！
關於北平大學須要作一點說明。「國立北平大學校」，簡稱為「平大」，與「國立北京大學校」，簡稱為「北大」，是兩個學校。後者是中國最負盛名的大學堂之一，前者不敢爭這個頭銜。北平另外還有一座私立的「平民大學」，簡稱也叫作「平大」，那又是第三個學校了，特在這里加以澄清。
中日戰火爆發後，蘇聯採取了機動而且主動的外交攻勢，和我國政府展開了密切的接觸。賀耀組先生率領了一個特使團，不久就到了莫斯科商談蘇方對我抗戰予以援助的問題。談判內容和經過，我曾聽說過一些，其中有一點後經事實證明，就是蘇方以一些空軍的器材及軍火，油料等供應我們。這些物資當然不是白送的，我國以鎢砂、羊毛、茶葉以及其他物資供給蘇聯作為交換。川流西北，尤其是河西走廊的「羊毛車」，就是執行這項任務的主要交通工具。「猩猩峽」這個一般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名字，突然有許多人聽到談到。我匆匆的跑到蘭州，也正是為此分擔一部分工作。
被分派到空軍服務的我們這一群人，住在蘭州萃英門外一家鐵工廠裡，隨時準備開始工作，但是俄國人甚麼時候到，卻一直沒有消息。我們有些人開始覺得閑的慌了。
忽然有一天，我們奉命集合坐車到了飛機場。那是一個西北慣有的大太陽的好天氣。晴空一片，萬里無雲。飛報傳來，蘇聯飛機一批己自武威起飛，很快要到蘭州了。引頸西望，不久我們突然看到一架銀白色機身細長，很具流線型的雙引擎的轟炸機，率領幾架機身短粗、單引擎、大頭尖尾巴的驅逐機飛臨我們上空，稍加盤旋後拆散隊形一一安全著了陸。自那天以後，我們開始了工作。無非先是協助蘇方移交，我方接收飛機和其他器材；然後是為蘇方教練，我方學習使用和掌握這些物資作舌人。翻譯工作似乎不值一文錢，但是使一個只知道叫「螺絲起子」的人，改稱「改錐」，並且要知道它的外文叫甚麼，還要知道螺絲釘、螺閂、螺絲扣、開口銷等，成千種零件或其部位的中外名稱，並不見得是件太容易的事。至于飛行訓練時用的術語，外行更不是一摸就會熟的，都已超越李狗熊所要求的「洋屁」範圍不知有多遠了。
過了新年以後，情況有了變化，中蘇之間有了新的協議，蘇聯派遣顧問和空軍「志願部隊」來華直接參戰。年紀大了些以後，我才肯定了一項基本瞭解，共產主義制度之下，並無「志願」之說，但在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抗戰初期，個別美國的英雄主義或者冒險主義或者金鈔主義者，確實也有零星志願留華參加我國抗戰工作的人。為了這些個人，我方製作了一種大概一尺見方的布招，上面印著我國國旗及「來華助戰洋人，軍民一體救護」等字樣，發給這些人。老美有些人把這布招用線釘在飛行夾克的背上，喜孜孜的幌來幌去，還蠻得意的樣子。有些人把這布招疊好放在口袋裡，在真有必要時再掏出來亮相。這麼作好倒是好，只是少了那點美國味兒。莫說這東西沒有用，兩國交戰期中，萬一空中掉下一個跳降落傘的人，窮鄉僻壤的我國老百姓雖然絕大多數知道日本人和我們在長像方面差不多，但不如給他看到那面中國旗，或者識字的人看到那些中國字，當會明白這不是我們的敵人而來幫助他。俄國人最初也領到過這種布招，但沒有一個人把它釘在飛行衣上。蘇聯人的保密，本己成為天性和本能了。後來不知何時，這布招子也就不發了。
派來戰機多已落伍
供應物資和派遣「志願」隊，中間區別很大。我自民國廿七年起，隨同這些部隊駐紮機場工作，跑過湖北、河南、四川、甘肅、新疆一些地方，經歷過若干磨練，現在先談談我對大鼻子「援華」的體認。
蘇聯那時供應我們的飛機，一共有五種。驅逐機有Ｉ－16和後來的Ｉ－15兩型。轟炸機有ＳＢ和ＤＢ各一種，另一種則是變相作為運輸機使用的ＴＢ型重轟炸機。這些飛機都是三十年代或二十年代末期的產品。ＴＢ顯然是已經落伍了的飛機，只在寥勝於無的情況下，權且作為運輸工具使用。這種飛機有四具引擎，本身是龐然大物，起落架的輪子幾乎有一個人高，但運載量卻比例上不能算大。俄國人偷偷的告訴我，這種飛機有人叫它作「飛行棺材」，可以看出它的使用價值如何和危險度了。ＴＢ我國一共只接受了兩架三架，不久先後均損壞或墜毀。
ＳＢ分別是「快速」和「轟炸機」兩個俄文字的第一個字母。原來這種機型名「ＳＢ－３」。俄國人喜歡保密，交給我們時只叫ＳＢ而不說三不三了，這種飛機的性能當時不算壞。和日本人當時的轟炸機或「零糸」之前的各型驅逐機相比，並不輸甚麼。飛ＳＢ出轟炸任務，是中國空軍的職責。
我非戰鬥員，但有幸「坐」過一次ＳＢ升空。那是一架剛剛修復的飛機，試飛員俄國人叫我陪他去坐在機槍手的座艙裡一同試飛。我不知道這是否違反規定以及有無某種規定，但我還是去了。起飛時一陣濃厚的橡皮味道扑鼻，我連忙以機內聯絡電話報告試飛員。他說他沒有聞見。大概那是因為風往後吹的緣故。下機後我曾告訴我方的機務人員注意檢查。在空中時，我照預定計畫和試飛員聯絡曾經作過幾種例行的檢查，此外就是很自在的瀏覽成都街市的景色。試飛員曾經以很大的角度快速直向我們住所商業街勵志社大樓俯衝，到很低的高度才拉起飛機頭向上升，這種感覺是不乘戰鬥機是無法享受的。ＳＢ在俄國人的習慣上，有個昵名：「喀秋莎」。這本是一個女孩子的昵名。
ＤＢ是另一種機型。其中的Ｄ字，是「遠程」的意思。記得送來中國的機數有限。這種飛機的設計比較新穎。航程較ＳＢ大，載重比ＳＢ多，整個飛機也比ＳＢ大一點。這種飛機來臨中國戰場比較晚。我很懷疑蘇聯是把這種飛機送到中國來是為了接受真正的戰鬥測驗，看看它的設計、裝備、武器性能等在作戰表現上的優點和缺點，以作來日不斷改進飛機設計和製造等方面的參考。ＤＢ後面本應當有一個數目字來代表機型和設計順序，俄國人閉口不談。
Ｉ－15和Ｉ－16都是驅逐機。Ｉ是俄文「驅逐機」一字的第一個字母。和美國空軍機種中「Ｐ」字的使用意義相同。在意譯上，用「殲擊」二字比用「驅逐」二字更能符合俄文Ｉ……那一個字的原意。中共學習俄共「老大哥」，硬把念起來真不順口的「殲擊」兩個字制式化的應用了。
Ｉ－16先到中國。記得有一段時期，中國空軍第三大隊和第四大隊都配備這種飛機。中蘇兩國飛行員，原則上並不混合編隊，聯合作戰的機會並不多。這是說，俄國人有他們自己的編隊。Ｉ－16的性能在速度方面不比日本「零式」以前的幾種驅逐機差，但靈活性則不如。日本「零式」驅逐機出籠以後，Ｉ－16多半就只處在挨打的地位。連成都的老百姓都知道，最後一個時期到了緊急警報響起時，常說：「格老子我們的飛機都逃警報去了。」我卻知道不少我國空軍健兒，雖在劣勢的情況下，仍舊極悲壯的迎擊敵機，拚命去打可能是他個人最後的一仗。Ｉ－16的昵稱，中文是「小蒼鷹」，也可能是「小蒼蠅」。俄文昵名是「燕子」。它飛在適當高度時，還真像一隻燕子。它的配件和零件，製作得不夠標準化。例如從庫房裡或從一架飛機上拆下的一個汽化器，機器人員用盡吃奶的力氣，經過敲敲打打，磨磨銼銼才能裝到另一架飛機上去的實例，比比皆是。這是說明蘇聯當年的工業水準並不怎麼高。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