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八屆二中全會和北戴河會議，在1962年秋至冬開的。在這個會上，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其具體所指是小說《劉志丹》，實際波及的範圍則更廣。該書由烈士的弟媳李建彤執筆。她的文筆並不怎樣，所寫的陝北革命鬥爭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沒有用真名。這時候，高崗已經早被劃為「高饒反黨集團」了。可是，高崗對於陝北的土地革命，關係實在太重要了，不寫上他的事情，全書情節將無法綴合。作者只好用了假名，又盡量減少一些具體描寫。稿成後給陝北土地革命的又一領導者習仲勛看過，他當然也在書中出現過。誰知這本書剛剛發表在刊物上，還未來得及出版，便已被最高當局定為「反黨小說」，而且還是「一大發明」。十萬火急，上面傳下通知，不許再印，立即徹查。理由沒有別的，高崗已成為十惡不赦的罪犯，只要提及他的過去，哪怕只是客觀敘述，也就是反黨！這個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這是慣例）還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劉景範，即劉志丹烈士的弟弟。還拉上審稿的習仲勛，竟說成他是主謀，是陰謀替高崗翻案，亦即反黨。習仲勛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立予撤職。這種做法，實在說不出理由。他們要反黨，要奪權，寫這麼一部小說幹什麼？一般讀者連看也不會看出來其中有高崗，起什麼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讀者因此對高崗有一點點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黨？邏輯也說不通啊！可是當時就是這樣定了案，把一個國務院副總理撤了職。什麼工作也不給。
習仲勛本來是整過我們夫妻的，但是就這件事對他的處理，的確使人感到不公平。我起初還摸不清真相．以為上面一再傳達「有反黨集團」，有陰謀，必定是除了從小說裡發現了這一點人物影子之外，還另有什麼重大的發現。也許習仲勛、劉景範他們這一批西北幹部，曾秘密議論過什麼為高崗抱不平的話，或者說過什麼反對中央的話。這也屬於人之常情，他們本來和高崗是一起幹過多年的。但我覺得即使如此，也不應當雷霆萬鈞地搞得那麼厲害，說成反黨。反黨得要主張推翻共產黨，才說得上。他們這些從小當紅軍出身的人，如果推翻了共產黨，可上哪兒去呢？這可能嗎？
我才開始有點明白了，原來就連老紅軍也並不是那麼絕對受信任的。以前我還以為只有對知識份子幹部才是這樣呢。
但我仍然對那些傳達抱著不敢完全懷疑的態度。正巧，我們出版社發生了一件和「小說反黨案」有牽連的案件。也是在西北地區，有一個過去做過地下工作的人，叫王超北。《紅旗飄飄》這個刊物上發表了一篇回憶錄，叫《古城斗胡騎》，是王超北口述，由我社編輯歐陽柏整理的。這篇回憶錄說的是當年西安的地下工作，康生通知下來，說作者所寫的地下黨機關，實際是國民黨特務機關！
因為事情牽涉我社編輯，我不能不仔細閱讀這篇文章（當被「發現」為反動後，書已立即封存，不許出售。我是派人專門去《紅旗飄飄》的出版單位中國青年出版社要來的）。其中寫的情節大致是他們在西安市設了一個秘密機關，地下有暗道，有電臺，人可以通過暗道跑出去，而地上則是一個國民黨的機關。王超北說他當時打進了國民黨的省級黨務組織，與國民黨陝西專員（？）李猶龍有關係，在爭取那個李猶龍。而且他還曾參與審訊共產黨的案犯。有一次，看見有個被捕的共產黨員快要投降招供同志了，他便下令國民黨行刑人員拚命打，結果把這個人打死了，沒有泄露黨的機密……
齊燕銘當時是文化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他向我們傳達說：西安那個什麼秘密機關，簡直是胡鬧，那是國民黨的，共產黨哪裡有這種東西？……齊燕銘是一位教授出身的黨員，後來做文化工作。他對於地下黨的知識恐怕不會比我多多少。但他是個書生，君子。他說話時的表情像是王超北那些話簡直不值一駁。我受了他的影響，同時自己對黨的秘密工作確實知道也不多。我想：在國民黨機關的院子裡安設共產黨的電臺，這可能嗎？的確很罕見。又想：李猶龍是人所共知的反共人物，完全有可能是特務。和他有關係，又爭取他，還能有什麼好事？特別是審訊一個共產黨員，他並沒有供出什麼來，只懷疑他可能招供，便將他處死，這是什麼行為？這不是殺害同志嗎？怎麼能允許？這是用國民黨的面目來殺害共產黨人啊！
於是我把歐陽柏找來談話。一談之下，歐陽柏卻說他只是在《新觀察》當編輯時，因組稿關係認識了王超北，王超北談過一些別的內容，他記錄整理過。後來，王超北說，還有不少材料，願意找他整理。他聽了聽，也覺有意思，便答應了。問及西安地下黨那個機關到底怎麼回事，他除了王超北所說之外，實在一概不知，和他們也沒有別的關係。至於我提出的李猶龍是個什麼人，什麼背景，他根本不瞭解。關於我們說的以國民黨面目擅自打死並未招出什麼的共產黨員是犯罪，他說他連想也沒想過，只以為王超北那麼干就是革命的。他是個候補黨員，對黨內的一切，茫無所知。
當時中宣部認為歐陽柏問題重大，可能也參加了西北反黨集團。中宣部出版處副處長許力以多次來我們出版社坐催此案。主要負責談話人（即審訊人）是我。可是無論我怎麼問來問去，都只有這點材料。那個歐陽柏是一個舊社會過來的老記者，按其歷史，按其對共產黨的知識，實在也不像是參加了「西北反黨集團」。當時我就想：也可能王超北真是個壞蛋，把反革命歷史當革命歷史瞎吹。可是這個歐陽柏實在不像參加了他們的陰謀，難以判罪。我把我這個「審理結果」匯報上去。中宣部也跟他談過幾次，並未發現超過我所得的材料。但是，卻從中直黨委通知下來：停止給歐陽柏這個候補黨員轉正，並停止他閱讀一切文件刊物、聽一切報告（包括普通非黨編輯聽的報告）的權利。這個決定，是1962年做的，連續執行到「文化大革命」中。後來我們社黨委也曾幾次提出：他並未劃成什麼分子，又沒開除黨籍，連編輯聽的報告也不讓聽，是否重了？但提了無用．還是這樣對待他。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允許他聽報告。但轉眼之間，「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但他的這點「政治權利」被全部剝奪，而且給他這一權利的人也落了個「招降納叛」。
他們的案子沒有完全結束。波浪就衝到了我身上。這時到處在抓「反黨小說」。我前一陣發表了幾篇小說，於是落入網羅。北戴河會議傳下令來，叫將反黨小說蒐集一批報上去。作家協會黨組趕快翻刊物檢查，好似二次反右的樣子。最後作協黨組開了會，把我的兩篇短篇小說《訪舊》和《月夜清歌》作為毒草，報到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
消息是黃秋耘秘密告訴我的。後來，文化部副部長李琦還專就這兩篇小說的問題和我談過話，為此叫我下放搞「四清」。我和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社長劉近村編一個隊，卻叫他「領導」我。我出了「問題」，這是明白無誤的。我始終都沒有想清楚，寫這兩篇小說時我記得是很含蓄的，非常小心。一篇《訪舊》，說的是一個烈屬，丈夫死了，兒子沒多少出息，她倔強地在農村裡生活，既不接受村裡的救濟，也謝絕了當年老戰友的關懷。她像從前一樣在炕頭上做飯招待老戰友，含淚送他走，但是她不能進城去享受對她的優待。據說這是攻擊了社會主義優越的制度。另一篇《月夜清歌》，寫一個歌喉極好的女孩子捨不得家和愛人，謝絕進城當演員的邀請，活得倒挺愉快的。在這一篇裡我聯想到，假如她接受別人的邀請，進城去，那會有什麼變化？聯想到普希金《驛站長》裡那個跟軍官跑掉的驛站長女兒，這樣的聯想好像有點「意識流」 吧。反正，這也成了「毒素」。
我為這事去找了邵荃麟同志，他也說不出我所放毒素何在，只是反覆地說：「大概你的意思就是想描寫一個性格……我們研究研究……」我流了眼淚，一面覺得冤，為什麼就連寫這一點人的性格的自由都沒有，只允許我們歌頌單線條的英雄呢？另一面又到底有些怯懦，知道一個人的作品一上北戴河會議的毒草名單，則此生休矣。習仲勛尚如此，其他何必論？
當時，茅盾寫了一段讀書雜記，稱讚了我這篇《月夜清歌》，談到了它的優點就在於「橫看成嶺側成峰」，很耐人尋味。我自己也覺得這篇東西尚不那麼簡單化，但是，那時候就是提倡簡單，「橫看成嶺側成峰」就是罪，茅公也保護不了我。
但是，經過文化部給了處理（李琦談話，我下放農村）之後，並未對我公開點名，這是極其寬大的。後來我想過，也許是邵荃麟、李琦同志他們的保護，得使我僥倖過關。但是，這件事已經預先吹來了一陣風，告訴我前途不妙。
碰到這種事的，不止我一個人。黃秋耘的《杜子美還家》《魯亮儕摘印》，被說成「影射」，用唐朝杜子美經歷的人民困苦生活來影射今日的社會主義生活。郭小川的《望星空》，因抒寫望星空的個人所感所思，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思想感情。最後他們的遭遇也和我一樣，沒有公開點某某的名，僅內部批了一番。此後黃秋耘被送往石油工地「受再教育」，郭小川被解職（作協秘書長，黨組成員），送到《人民日報》當記者去了。類似的還有。
看起來，我們這一批所受的處理還是從輕的。但是，我們的罪名卻比1957年劃的那些「右派」更加說不清楚了。那時候，秦兆陽還有個「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主張，丁玲還有「一本書主義」這麼個不成主義的主義。而我們這一群有什麼？「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則凡小說，都能構成「放毒」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加罪於人的路子就越來越寬了。這已經為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札記》等鋪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