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上期報導中共領袖胡錦濤在九月四中全會的內部講話和有關指示後，引起傳媒和讀者的廣泛重視，大約同時出版的香港親中鏡報月刊和稍後出版的亞洲週刊都有內容近似的報導。看來，胡錦濤將要在意識形態管制上推行極左路線，並非一種臆測，也有近年來不少事例可以佐證。
不少評論分析了胡錦濤的個人素質與仕途背景，有必要補充的是，中共最高權力的傳承方式可能比掌權者個人的品質更為重要。換言之，中共的接班人制度必須再予審視。
胡錦濤何德何能大權獨攬？
問題的直觀，其實很簡單：一個十叁億人口的大國，一個六千萬黨員的大黨，加上一支叁百萬兵力的軍隊的最高領導權，交由一名元老指定的接班人執掌，斯人何德何能肩負如此大任？其合理性與合法性何在？
這種權力授受的性質，中共自身早有定論，叫做「權力高度集中」，而我們則稱之為「獨裁」。被中共尊崇為改革大師的鄧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作了一個他一生中可能是唯一的一篇存有「歷史價值」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講話的重心，就是批判「權力高度集中」。他開宗明義提出四條要求：一、權力不宜過份集中，否則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產生官僚主義。二、兼職副職不宜過多。叁、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四、解決好交接班問題。鄧小平還分析造成家長制、終身制和特權的根源，與中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和共產國際的個人高度集權傳統有關。這種弊病「導致了文革十年浩劫」，「使我們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這些分析，我們都可以接受。鄧為甚麼可以表現得如此英明？那是文革的記憶猶新，毛澤東的無法無天，對他們說來比亡黨亡國更為沉痛，代價更高，多少中共幹部、知識份子及平民百姓無辜死於暴政之下。因此，痛定思痛，鄧有了一番入骨的反省，並制定了一系列分權政策，例如領導人退休制（後來以年齡劃線實行到今天）。權力分散、下放最像樣的是八十年代，猶如叁套馬車式的集體領導制，黨政軍大權分屬叁人。八十年代中共體制是以胡耀邦、趙紫陽之名載入史冊的。鄧胡趙分擔軍委主席、黨總書記和政府總理主要職務，國家主席另由第四人出任。
鄧小平從分權退回到專制傳統
八十年代這個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執政時期，建立在對文革和整個毛獨裁時代的反省基礎上，貫徹至今的改革開放戰略均在胡趙時期奠定成形，但是在政治路線上，因為有第一代餘孽元老幫的強大掣肘，改革極為艱難而有限，最後黨內外矛盾集中爆發在八九民運上，胡趙的主導權先後被推翻，六四慘案給有希望的八十年代劃上句號。
具有大家長地位的鄧小平從支持胡趙路線轉為正統，「六四」的震撼和隨之而來的蘇聯東歐巨變，給鄧的教訓不止是撤換領導班子，他深謀遠慮，更重視制度的力量，決定廢除分權制。雖然沒有見諸於黨的決議與文件，他們實際上採取了這樣的步驟：把黨政軍大權集於一人，不管這個人如何平庸，只要他們認為忠誠可靠，便可以防患於趙紫陽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上臺掌權。
這就是江澤民胡錦濤大權獨攬的由來。這無疑是鄧小平的設計，雖然他對毛的獨裁感觸很深（如前引八十年代講話所示），也曾有意嘗試改革，但八九民運與蘇東之變的震撼使他對毛時代的記憶早已「好了傷疤忘了痛」，他的實用主義腦子和在中共體制內打滾一生的經驗，令他完全沒有其他理性資源可供利用，從六○ 年代主持反修鬥爭到生命最後，他都迷信「我們的優越性，就是一下決心，立即執行，不受牽扯。」他多次聲言，反對西方叁權分立，多黨制。在他的邏輯中，必定認為，分權會導致黨的權威削弱，乃至西方體制的侵入。八九動亂，蘇聯瓦解絕對是證據。
我們說共產黨極權主義，在江澤民、胡錦濤集權模式上，找到了當代最保守也是最肆無忌憚的例證，中共做得如此極端，已經無出其右，即使是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大獨裁者，他們在形式上也沒有囊括黨與國家的全部最高職位，至少他們可以不做國家元首。江胡高度集權只能解釋為這種體制的虛弱性，因為他們實在沒有一點夠份量的獨裁本錢，無論是資歷、人望，還是才能。他們只有抓緊黨政軍大權不放，害怕一旦有人可以與之平起平坐，他的權威立刻受到挑戰。他們敢於接受這樣君臨天下的巨大饋贈，勇氣來自百倍於大貪污犯的厚顏無恥。
不廢除接班制中國沒希望
可見，這種體制本身的腐蝕性，即使懷有開明之意的人物，落入其中，也必將被塑造成一個獨裁者。在「鄧小平思想」被定為一尊的中國現實，沒有人質疑體制的缺失，只有對統治者善意的期盼，那是呼喚「胡溫新政」最大的侷限。在權力的大結構上已經回歸毛式的「權力高度集中」，胡溫縱有小修小補，但他們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胡錦濤從上臺去西柏坡朝聖，「向毛主義傾斜」，直至最近意識形態上的殺機畢露 ...... 其來龍去脈已清楚不過。
當江澤民公然把擁有上千萬信眾的合法團體法輪功打成邪教加以鎮壓，把九八年民間溫和的組黨人士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