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始終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在不斷呈現的悲壯的歷史中艱難地向未來的文明邁進的，然而，最先感受到痛苦、並成為悲憫千古的人物是知識份子。在西方，知識份子最偉大最永恆的形象是耶穌。在他的前後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但丁、盧梭、愛因期坦等。千百年來，耶穌的受難形象激勵著億萬民眾；而西方知識份子的悲劇危機則不斷的轉換成一種角色意識，在不斷的演進的西方文明歷史中逐漸煥發出偉大的理性之光－－自由、科學與民主。
西方知識份子角色意識是在包容性很強的社會裏才得以展示，他們的角色意識就像「一隻無形的手」，這隻無形的手就是宇宙規律－－自然進化規律、社會發展規律、經濟價值規律。當人們認識到並從而重視它時，它實質上就是人類理性的化身；是一個極其嚴厲的不斷對人類的非理性加以懲罰的無情的裁判員，他們的 「無事生非，自尋煩惱」實為人類歷史的不斷趨新、不斷現代化的極有價值的創造。西方知識份子的角色意識的努力探索有了奇效，在地球上的人類中，他們的智慧首先在遼闊無邊的文化領域為人類創造了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社會理性－－科學、自由、平等與博愛。
當西方的知識份子在研究天體、槓桿以及民主憲政的時候，中國的文人騷客們還沉溺在古字堆裡。在中國，幾千年來實質上並不存在知識份子，即使有，那中國大量堆積的史冊中，他們的名字也完成被帝王將相、官僚士宦們淹沒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天職早被改造成為王權神授巧言舌辯、歌功頌德的文人行徑。孔夫子的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取代了「開拓視野、戰勝無知」。阿諛奉承、報喜不報憂的文人傳統取代了發揚科學與民主精神的角色意識。大量文人墨客一直奴顏婢膝的充當「喜鵲」喋喋不休的鼓噪了幾千年。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
中國出現知識份子完全是近代的事情。1919年的「五四」運動前後曾經一度出現耀眼的知識份子光芒，魯迅、胡適、陳獨秀是其中最為出類拔萃者。但是沒有多久，毛澤東統治下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