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做農村問題研究的學者大都願意為農民說話，這不單單是出於我們的某種道德立場，事實上道德立場往往是不牢靠的；我們更多的考慮應該是社會功利價值。一切社會問題的學理性分析最終要表達社會功利價值。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農民地位的改善具有重大的社會功利意義；為農民說話，就是為社會進步說話。
常聽人們把經濟發展比喻為"做蛋糕"，並以為蛋糕做大了，切蛋糕就容易了。這是過於樂觀的想法。在社會轉型時期，如果"切蛋糕"的權力操在狹隘的壟斷利益集團手裡，蛋糕往往做不大；即使有時候做大了，也不見得能分配好。美國學者米格代爾對發展中國家的社會轉型問題做了長期研究，發現農民作為一個階層或集團往往是被迫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如果主要社會關係處理不好，農民將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社會問題也就隨之而來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說，第三世界的農業失敗主要是政治失敗。
必須給農民以政治關注。在社會轉型時期，中國普通農民儘管人數多，但由於他們太窮，太分散，因而在組織資源上從而在政治資源上與鄉村幹部之間極不對稱。中央農村政策落實難的癥結也就在這裡。作為農村問題學者，必須給農民這樣一個弱勢群體以支持，關注他們的難處，反映他們的要求，溝通他們與中央決策層的聯繫，在農民的現代化之路上助他們一臂之力。
為農民說話，不是說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必然具有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行為取向，更不是說農民作為個體必然具有良好的道德風範。法國革命時期農民就一度站在了反革命的立場上。恩格斯曾給予評論。正是因為這種危險的可能性，我們更需要關注農民的生存狀態。至於農民作為個體，他們的道德水準從本質上談不上比城市居民好，也談不上比城市居民差。農民在傳統社會的封閉條件下，一定會為自己的機會主義行為付出代價，這要求他們具有高水準的道德。他們如果離開了傳統鄉村社會，實施機會主義的代價可能減小，道德問題將突顯出來。如果他們不能定居城市，不停地處於游動狀態，客觀上將鼓勵他們實施機會主義甚至實施犯罪。農村惡勢力猖獗與各種惡性犯罪並不少見。因此，我們在道德上批評他們是沒有意義的，有意義的是指出引起他們的道德變化的客觀原因。
為農民說話，也不是盲目地批評鄉村幹部和其他鄉村精英分子，更不是把中央農村政策難落實的責任向他們身上一推了事。從人力資本角度來講，鄉村幹部的水平要高於普通農民。在鄉村幹部中間，不乏憂國憂民之士，也不乏為農民熱情服務的公僕式的好官員。但在整體上，我們還是要更多地為農民說話，因為農民更需要有人為他們說話。在整體上，我們的體制使鄉村幹部掌握了太多的權力資源或非市場資源，使他們很難去努力和農民建立平等關係。因此，為農民說話就是要促進各類鄉村精英分子的非市場資源轉化為市場資源，讓他們與農民建立平等的交易關係。
我們堅信，如果我們的農村政策能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鄉村各類精英人物可以成為推動農村進步的有生力量，他們會與普通農民併肩行進在現代化之路上。
南方週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