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寧可居住在我的森林邊去放牧羊群，也不願意掌管像這樣的政府。"
1657年，克倫威爾58歲，作為政治家，這並不是一個衰老的年齡，他理應不該發出如此傷感的聲音。因此，不由得有人懷疑地說："他一生的發展軌跡，可已說是一帆風順，1653年，當上了護國公，集政治、軍事大權於一身，應該志得意滿，為什麼會有如此悲愴的心情？別的獨裁者的晚年是否也會產生類似的矛盾不安？"
秦始皇時代的李斯，在被腰斬於咸陽市前時，對他的兒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法國大革命時的丹東，當1794年春上斷頭臺時，徒然嚮往於貧窮漁夫得與清風明月為伴的悠閑；
而彼得大帝時代的權臣孟什科夫，失勢後被流放到遙遠的西伯利亞，在寒夜孤燈下，回首往事，不勝感慨唏噓。
不管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歷代的帝王將相在自己人生的後期總會吐露出這樣的嘆息。與其說是死前的覺悟，倒不如說是對自己一生所指定方向的徹底否定來得更為恰當。
對於這種感覺，吳晗和黃仁宇都有過比較具體的描述。
吳晗在《朱元璋傳》中寫到朱元璋在晚年"孤零零一個人高高在上，遍找周圍沒有一個人可以寄託心腹的"，"時刻警惕著，提心吊膽，不讓別人暗算"。
黃仁宇在寫萬曆的時候則更為詳盡地說："這時，他感到空虛和煩躁。宮廷固然偉大，但是單調。即使有宮室的畫棟雕樑和其他豪華裝飾，紫禁城也無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複。每至一定的節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宮女，把身上的皮裘換成綢緞，又換成輕紗；又按照時間表把花卉從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葉打掃，御溝疏通，這一切都不能改變精神世界中的空虛和寂寞。在按著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艷羨的奇遇。這種冷酷的氣氛籠罩一切，即使貴為天子，也很難有所改變。"
據統計，中國古代611個皇帝中，病死的有339人之多。雖然沒有確切的證據，相信此中也應有相當一部分時因為權力頂端的孤寂與沉悶而死的， 而像正德那樣飛揚的皇帝在禁宮裡早逝也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
想想看，皇帝在與自己的妻兒相見還不得不耐著性子接受他們的三拜九叩，即使難得有一個聚餐的機會，也不能夠像尋常的百姓一樣軟偎輕抱、笑罵無拘，而跟臣下之間的距離，那就更遠了，黃仁宇用平淡的語氣說出"至於皇帝親臨龍淵閣，那在本朝已是160年前的事了"，那就不僅是個事實的玩笑了。一笑一顰，莫不離規矩，整個的生活也不得不依照那些死板的制度而進行，沒有親情友情愛情，不允許按自己的喜怒哀樂去行事，權力和地位帶給他們的除了無上的支配之外，就只有這種死氣沉沉的感覺。
權力一方面給了他們把自己的一部分思想轉化成現實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拋給了他們舍棄個人慾望的要求，這個要求卻是如此沈重以致於沒有一個人可以完全做到，即使是以沒有私生活著稱的張居正也不例外。抱負和責任感的實現，需要以犧牲活生生的自由精神世界為代價，倘若意識到這一點的嚴重性，想必沒有幾個人會真心願意去承擔。事實上，之所以有那麼多的人會立下崇高的誓言來指定自己的道路，是因為他們只看到權力後下的光芒和驕傲，而沒有看到那後面所隱藏著的孤寂，他們不知道要坐在那麼高的位置上，就得忍受那麼冷的風，以及周圍單薄的空氣，或許是真空。
不少人在中途退卻了，退卻的人是有幸的,他們自己也許會在以後看著那些高高坐著的人而追悔不已，可他們不知道，其中大半成功者的心裏只有比他們更沉、更深的追悔。
偶爾，也會有一些人，明知會有那樣的結果，卻仍執拗地追求著，因此即使他們在那萬米的高空冷得喘不過氣來，也會拚命地咬著牙苦撐，而不會一任地埋怨、追悔。
古龍在《多情劍客無情劍》的結尾說："人活著，就要有理想，有目的，就要不顧一切去奮鬥，至於奮鬥的結果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快樂？他們並沒有放在心上。"
其實他是錯的，他們並不是不在乎，而是他們心裏的責任感不讓他們在乎，太高的責任感麻木了他們的身心，把他們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傻子"。所以，那高處的風是依舊冷，可他們卻是感覺不到那股刺人的寒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