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在90年代中後期曾經是大陸思想界的一個焦點，這場爭論因雙方逐漸就「江澤民主義是中國的真問題，即非真左，也非自由」的共同發現而逐漸銷聲匿跡。令人遺憾的是，左派思潮最近開始藉著大陸民變和胡江交權捲土重來，繼續他們曾經犯下的罪錯，即把江澤民主義等同與自由主義開始了新一輪的輿論報復。在中國，權力交接總是爲形形色色的毛派分子的喧囂提供契機，這也展示了中國左派思潮的根深蒂固的機會主義習性。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中國自由主義領軍人物」李慎之先生過世之後，在網路自由主義的衝擊下，徐友漁、朱學勤、劉軍寧等學院自由派中堅人物似乎發言不多了，剩下秋風、王怡等網路自由派後生以「憲政自由」、「孔子加憲法」的名義在那裡「獨樹一幟」──這些「新銳」的自由派作者沒有能力爲楊小凱之後的經濟學自由主義提供讀者，因此一方面使至爲珍貴的經濟學理性成爲「人民網」的被告，另一方面使哈耶克上升爲「哈克思」而成爲學術笑談。雷頤不久前似乎對這種狀況提出過忠告，王怡的一篇回覆「雜文」卻「雜」而不「文」，短期內看不出張維迎孤軍奮戰的狀況是否會有所改變。法學的狀況同樣不令人樂觀，隨著法學和雜文的合流以及杜剛建等學者的陷落，「法學家」正在努力扮演「民眾造反」的旗手。郎咸平事件的影響是悲劇性的，這種悲劇性可以通過學者秦暉的反應上看出來。秦暉一直被認爲是中國自由主義思潮左翼的代表人物，他最近的發言可以視爲左派思潮對自由主義的確產生了強大的道德壓力。
我贊成秦暉先生所說的，左派在談「假主義」這一判斷；但我不同意他所說的右派在迴避「真問題」這種說法。這種判斷事實上恰恰在重複90年代新左派對自由派的指控，即把自由主義等同與江澤民主義。當秦暉批評「極右制度」忽視起點公平的時候，他的確把江澤民政權視爲「極右政權」了，這種分析也沒有什麼問題；奇怪的是，接下來他在批評「右派思潮」的時候，似乎又把江澤民主義等同右派思想了。這顯然是在製造「假主義」，是在虛構話語前提，新左派指責的自由主義不是自由主義，除非秦暉先生指控的自由主義就是「哈克斯主義」。什麼是「真問題」？真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真現實」，也包括中國的「真未來」。思想不是現實的奴隸，它必須擁有自己的超驗品質。如果理論不垂聽街道的呼聲，這是一種墮落。如果理論僅僅就是街道的呼聲，這是一種更大的墮落。僅僅迎合現實的理論恰恰是漢語思想的精神病症，這種侷限表現在理論不被視爲對真理的追求，而僅僅被視爲爲民眾正義提供指南和爲社會變革提供菜譜。另外，秦暉先生的「起點公正」一直具有烏托邦色彩，在中國的經驗世界，根本不可能建立那樣一種「起點公正」。中國政治史的全部悲劇就在於追求「起點公正」，這也是漢語正義的悲劇。我這樣說不等於承認「鄧江模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的全部觀點是：在「鄧江模式」和毛主義之間存在第三條道路，但在左派思潮和自由主義之間不存在第三條道路──自由主義是唯一的政治出路。
與自由主義的分崩離析形成對比的是，反自由主義思潮在官方贊助下「風起雲湧」，並試圖與「門前政治」遙相呼應：
──2004年6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室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舉行《新自由主義評析》出版座談會。官方「學者」如吳樹青、吳易風、丁冰、智效和、房寧、楊斌、左大培等應邀參加了座談會。座談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兼科研局局長黃浩濤主持。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國外理論動態》雜誌社社長李其慶發言時指出，新自由主義是爲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服務的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它將導致「新帝國主義」，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實施「新殖民主義」的工具。「與會同志」對這一點顯然達成了共識。
──2004年11月9日，《光明日報》刊發長文：「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記者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編審何秉孟，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研究員李其慶，北京大學教授吳樹青，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易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胡代光，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所原所長、研究員蘇振興，中國俄羅斯東歐經濟研究會秘書長、教授田春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斌。上述「學者」重複了他們在90年代關於自由主義的全部指控，並對此進行了描述性的總結。
──2004年11月18日，社科院「新自由主義」課題組發表《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蔓延及我們應取的科學態度》一文，署名何秉孟、戎殿新、劉迎秋、李千、江時學、裴小革、閻小兵、顧俊禮、蘇振興、田春生等。報告說：新自由主義是從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適應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壟斷階段過渡，並伴隨著美國共和黨總統雷根和英國保守黨首相柴契爾夫人上臺，逐步成爲美英兩國的主流經濟學；以「華盛頓共識」的出籠爲標誌，新自由主義由經濟學理論嬗變爲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念。……在他們的影響下，皮諾切特將軍實施了以開放市場和減少國家干預等爲主要內容的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在拉美蔓延既取得一定成效，更遭到嚴重失敗。阿根廷危機的根源在於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在俄羅斯以失敗告終。文章最後「介紹」了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專播的途徑，並認爲「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海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士及國內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內外呼應，利用某些論壇，借介紹新自由主義之機，狂熱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全盤西化。如瘋狂叫囂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棺材上釘上最後一顆釘子』的張五常，就是通過在某些大學乃至國家機關的講壇大放厥詞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報告的結論是對新自由主義要部分利用並堅決抵制。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副所長房寧發表了《金融崩潰，政府垮臺，社會動亂──阿根廷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四大政策的四個沉痛教訓》一文，北京大學教授董正華髮表《阿根廷新自由主義改革失敗的教訓 ──中國應以此爲鑒！》一文，而康曉光通過《聯合早報》發表了「民主化禍國殃民」一文……
把「皮諾切特將軍」和哈耶克等同起來，這是上述反自由主義「學者」共同的邏輯問題。因此對這一問題幾乎不需要辯護。然而，反自由主義思潮的政治歸宿確實清清楚楚的，它就是要通過否定「皮諾切特將軍」的「私有化」，而維護「皮諾切特將軍」的「計畫經濟」──並必然維護一種以「群眾專政」爲名義的軍事獨裁體制。中國自由主義不瞭解經濟學，也不真正瞭解法學，這是中國思想真正的病症。目前對經濟學的清算是非常危險的，這種批判幾乎等於在批判他們並不瞭解的東西。中國只有政治思維（嚴格來講僅僅是諂媚民眾和權力的前政治思維），而沒有經濟學思維。佛裡德曼和房寧談的完全是兩個問題──自由主義與「皮諾切特將軍」有什麼相干呢？看不見的手和江澤民元首有什麼相干呢？自由主義和偽公正有什麼相干呢？
中國自由主義從90年代的「貧困」到21世紀初的「危機」表明，自由在漢語世界扎根並成長是非常困難的。知識份子的機會主義是它第一個「內部敵人」，其次，它的外部敵人有兩個，一是權力的壓制，另一就是民眾的造反。捍衛自由主義並不意味著要站在郎咸平的對立面，但一定意味著要站在張維迎、特別是楊小凱的立場上上。目前我們看不出北京新貴如何面對這場反自由主義思潮，但顯然他們將一如既往地重視左派和專制之間的邏輯聯繫而利用這場爭吵。中國自由主義如今面臨著「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的命運。
2004年11月20日星期六
參考文章：
1、尋找第二條道路──任不寐評《秦暉文選》
2、理性的侷限──任不寐評汪暉《當代思想史述評》
(原載《議報》第17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