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網際網路在中國大陸的誕生，迄今正好10週年。中國網際網路路資訊中心最新發布的《中國網際網路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國網民數量已達8700萬人，比去年同期增長27.9%。其中35歲以下的青少年網民達到82%，60歲以上的網民0.7%。中國上網電腦總數已達3630萬臺。統計資料還顯示，中國大陸已經僅次於美國，躋身於全球第二大網路國家。
儘管中共不惜花費納稅人的巨資構筑了一道道網路防火牆，並且不惜投入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監管遍地開花的網吧，網路還是給大陸人民帶來了空前的自由。大陸網民不僅能夠翻越防火牆，直接閱讀各種海外的最新資訊，還能夠在網路上發表形形色色的見解，組織形形色色的網路團體。
網際網路勃興之後，中國大陸五十年來鐵板一塊的政治生態終於有了一些明顯的變化。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大陸網民已經突破了「黨禁」和「報禁」，在網路這個虛擬世界裡部分實現了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並且構筑了一套獨立於官方之外的話語體系。官方和民間的這兩套話語體系之間既有攻防，也有互動，並日漸推動著這個紅色帝國的和平轉型。
網路知識份子的崛起
在紙媒體時代，中共對媒體的監管易如反掌，中國大陸的言論空間就侷限在一些黨的喉舌上。紙媒體時代的知識份子大都是體制內人士，寄生於各家媒體和各間學院裡。他們基本上是執政當局的吹鼓手和轎夫，很難有特立獨行的思想。連曾經是國內唯一一家號稱知識份子的報紙的光明日報，在中共的輪番整肅之後，也逐步淪為第二張「黨報」，在上面撰文的知識份子也就成了中共意識形態的註腳者。
網路時代到來之後，完全獨立於官方立場的民間公共知識份子開始出現，御用知識份子大行其道的狀態方才有所改變。
在今年的《議報》週刊149期上，楊銀波先生列舉了中國大陸43名最為著名的網路知識份子。包括余傑、劉曉波、王怡在內的政論作家，大部分都很年輕，年齡在30歲至40歲居多。有些新生代知識群體年齡更小，例如，24歲的劉荻小姐已經是文筆成熟練達的政論作家了。在中共嚴格的新聞出版審查體制下，他們並沒有多少出頭露面的機會。他們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文字作品只是見諸於網路，但是他們獲得的影響力並不亞於那些在紙媒體上發言的知識份子，甚至成為網路上的文化遊俠、真正意義上的知識明星。
不僅如此，大陸傳統媒體也開始正式接受網路知識份子的概念。2004年9月7日，南方日報屬下的《南方人物週刊》推出了中國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份子50人，一時成為大陸知識界和新聞界的熱門話題，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網路公共知識份子這一概念，並把王怡作為網路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
王怡，是個很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性人物。他並非生活在上海、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而是生活在成都這樣的一個西部城市。隨著網路的延伸和普及，他獲得資訊的質與量一點都不亞於一些中心城市。在網路上發言之前，他從未有過紙媒體上發言的經歷，他直接在網路上實現了自己的寫作願望，並且在三十歲的年齡就達到了一般在紙媒體上發言的知識份子窮盡一生也難以達到的影響力。
王怡等網路知識份子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反對人士，但是由於網路空間的自由特性，他們通常比紙媒體時代的知識份子更能夠獨立判斷、大膽發言。從臺灣政治轉型的經驗來看，威權政體的終結者雖然不是殷海光，而是陳水扁這樣的職業政治家，但是網路知識階層的出現，意味著真正具有獨立意味的知識份子開始能夠在大陸得以存活並且逐步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在野的話語體系與行為方式
網路具有以下傳統媒體無法比擬的優勢：第一，在中國大陸任何地方都可以實現和國際資訊的對接，除了寬頻、電話線等有線的介面之外，大陸有些地方的無線運營商還開發了價格低廉的無線上網業務，有的無線包月業務僅僅收費20元。也就是說，大陸的網民完全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實時接受豐富全面的資訊。第二，網路資訊可以無孔不入，能夠透過各種私密的渠道進行傳遞。第三，網路具有極強的互動性，能夠及時和交流對象進行溝通。
基於網路以上的本質特性，以及國內外無數中國網民的技術努力，中共目前的網路監控行動，很難取得實質性的效果，阻斷網路的信息流通。由此，大陸的網路知識份子逐漸通過發言、溝通形成了一定的氣候，並形成了相對獨特的話語體系，並且事實上形成了網路中國和現實中國的分野。現實中國是中共掌控下的媒體謊言連篇、鐵幕重重，恰恰相反，網路中國能夠集中體現中國民間社會的真實風貌。網路的出現最終打破了中國大陸官民一體、政教合一政治結構，催生出了相對獨立、相對真實的中國民間社會。
前蘇聯政權土崩瓦解之前，官方的話語體系和民間的話語體系出現了嚴重的分裂，出現了各說一套的局面。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格局正是如此，例如：紙媒體上，中共在花費巨大人力物力宣講「三個代表」，但是網路上一片嘲弄之聲，所謂的主流政治話語成了中共一廂情願的自說自話，民間社會在網路上凝聚了自己的價值共識，形成自己的網路文化，對中共宣傳機器的喝令置若罔聞。
在網路上，網民不僅實現了對中共話語體系的瓦解和顛覆，在實際的政治形態上，網民也打破了中共嚴防死守的政治禁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規定的幾種公民政治權利，在中國大陸的網路裡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實現。
言論自由：雖然每個網站有自我過濾和自我監控的功能，但是由於網路上的發言機會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網民們還是能找到突破口進行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就是國內的網站發不了，還可以繞過網路封鎖，直接登陸海外網站進行發言。一旦網路上出現精闢獨到的文章，就會通過各種渠道迅速複製，迅速轉化成具有影響力的公共話語。
新聞自由：其中最主要的表現是從SARS、孫志剛案等一系列事件之後，網路信息傳播的能力得到極大程度的發揮，並且對已經部分商業化的大陸媒體形成巨大的競爭壓力。在SARS事件之前，網路跟著傳統媒體跑，SARS事件之後，就出現了傳統媒體跟著網路跑這一明顯的轉向。一旦傳統媒體沒有跟上網路信息，就可能有遺漏重大的新聞話題。這種局面的直接後果是，傳統媒體的編輯記者們不斷地衝鋒陷陣、衝撞大陸新聞管制的底線。
集會自由：大陸的新聞網站為了提高點擊率，每條重大新聞的後面都允許跟貼。每一個重大新聞事件的出現，網路上民意就會迅速聚集，跟貼洋洋千萬條。這種民意的聚集和呼嘯，甚至能夠改變中共高層的政治策略，推動某些公共政策的重新審視和重新擬定。如遼寧省的劉湧案、黑龍江省的寶馬案，都引髮網路上潮水般的發言，敦促當局檢討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由於強大民意的推動，這些地方性事件就會迅速演變成一起全國性事件，地方官員想將其控制在小范圍內解決的如意算盤就會落空。網路民意推動地方官員主動改變事件的處理方式或者引起中央高層介入的個案已經屢見不鮮。
結社自由：論壇是網路社會中最為常見的一種交流方式，通常是志趣相投的網友通過註冊獲得身份認同之後，進入論壇就某類問題進行發言、討論。每個論壇實際上就是一個規模不等的網路社團，他們有自己的活動規則、活動目標。由於網路的虛擬性，在網路上成立社團組織的成本極其低廉，甚至在聊天軟體上就可以集結成一個社團組織。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共要想成功地監控每個個體的活動幾乎沒有可能。
示威自由：在2001年興起的網路籤名運動，實際上就是一種示威和抗議。儘管有人嘲諷簽名運動實際上就是一群無力行動的知識份子的意淫。這種嘲諷的背後我們無法探測他們的立場，但是無論如何，在紅色帝國的鐵血政策統治了半個世紀之後，開始有獨立知識份子就某些公共事件獨立發聲，已經非常難能可貴，這本身就是一種行動，並將為大陸知識份子進一步走出網路走出書齋凝聚信心和道義力量。
對抗、互動與和解
長期被統治得啞口無言的中國民眾，在遭遇網路之初，驚喜之餘還有些不知所措。突然出現的資訊世界尚未帶來社會的和諧，而是通過語言暴力、信息垃圾深化了既有的社會對抗和族群分裂。
中共統治大陸55年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高壓下，原本就很緊張的族群關係得以透過網路大量釋放。但是由於網路這一虛擬世界尚未建立相應的程序和規則，更沒有相應的約束機制，所以族群的敵對情緒被成倍地放大。從網路上的交鋒來看，原教旨共產主義和民主派之間、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新左派和新自由派之間、統派和獨派之間、新興的中產階層和底層民眾之間均存在著深深的政治裂痕和緊張關係。網民們的發言以非理性成分居多，流氓式的口水氾濫成災，中國網民遭遇了比「文革」以來最為複雜最為殘酷的語言暴力。
面對網路世界，存在著暈眩感的不僅是普通網民，還有自以為掌控一切的統治當局。網路民意的興起，使得中共統治當局感覺到自己話語權力受到挑戰，並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驚慌失措。其中最有力的例證就是對網路的圍堵隨著內政外交的各種變化時緊時松，缺乏一貫性的政治動作，表現出非常混亂的政治理性。
從中共這些年監控網路的特點來看，主要手段有三種：一是設置防火牆，禁止大陸民眾登陸一些敏感的網站；二是安裝信息過濾軟體，禁止訪問帶有敏感詞彙的網頁和郵件；三是強力監控網吧，提高網吧設立門檻，安裝報警軟體，安插網吧巡檢人員，實行上網實名制。
前兩者主要對一些在私人空間上網的網民構成較大的威脅。通過海外的電子郵件滲透和國內網民之間的信息交換，一般稍懂網路技術的網民都可以突破網禁，查閱任何自己需要的信息。但是中國大部分網民還很貧窮，沒有能力購置自己的電腦和安裝獨立的網路介面，他們不得不依賴於網吧這樣的公共資源。可是，大陸的網吧已經身陷白色恐怖之中，一有風吹草動就陷入滅頂之災。在江蘇、江西等地，相關管理部門甚至鼓動民間力量對網路自由進行反制，有些社區的退休老人當起了義務網路巡查員，查看網民是否登陸敏感網站和色情網站。由於網吧的監控嚴格細密、有關網吧的網路自由目前尚無更好的辦法進行突破。
隨著網路技術的日新月異，中共的圍堵行動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效果。網路上的民意對中共的政策和行為，幾乎採取一邊倒的反對立場。極權主義每次週期性的痙攣，都會引起了網路上罵聲一片。官方的封網行動不僅沒有化解55年來中共階級鬥爭所帶來的家仇國恨，反而加深了民間的敵對情緒，進一步惡化了官方和民間的關係。
從長遠來看，族群的分裂和官民的對立，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根據傳播學的基本理論，只要資訊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多元，就會降低不同觀點之間的對立，族群之間的分裂和官民之間的對立也會得到緩解。本人從1998年開始接觸網際網路，依據數年的網路經驗，本人認為，國內外的各種論壇中尤其是綜合性論壇中的語言暴力在減少，說理性的發言在增多。由於網路的互動性，開放性，促使網路上的語言暴力正在朝溫和的、理性的方向發展。同時，還因為網路的交互特性，官方和民間兩套話語體系之間也開始出現了一些互動和溝通。
從SARS事件、收容制度的存廢等公共問題上可以看出，網路民意對官方開始有所觸動，甚至對某些公共政策的決策和實施起到了改變的作用。網路民意也正是通過這種改變，幫助中共重塑基本的政治理性。
如果中共能進一步放鬆網際網路的管制，放寬開設網吧的特許尺度，讓更多的沒有電腦的人群加入網民行列，可以相信，從對抗到互動，並且隨著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實現，最終將會走向適度的和解。
從網路民意到街頭運動
網路政治生態在近期出現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網路民意開始衝出網路，走上街頭，湧現出裹挾著語言暴力和實際暴力的街頭運動。
如果說去年的寶馬案、孫志剛案、劉湧案以及SARS事件中，網路民意還侷限在網路上鼓動和示威的話，那麼今年一系列的事件表明，網路上多年積蓄的民意正在走進實際生活之中，甚至走上街頭，醞釀出規模浩大的民間維權運動。
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重慶萬州事件。萬州事件本來起因是一顆微小的火星：兩位萬州市民在發生糾紛和互相毆打的過程中，一位自稱是公務人員，引起了圍觀群眾對官員仇恨的集中爆發。這一事件迅速在網路上流傳，甚至被演繹為具有煽動性的「局長」毆打「小民」的政治謠言，引發了萬州近五萬名市民上街遊行，並和鎮暴警察發生激烈的肢體衝突。據有關消息證實，胡錦濤事後在對該事件的批示中，強調要「深挖事件的深層背景」。
另外，安徽蚌埠退休工人的遊行示威事件、河南鄭州和開封的回漢兩族衝突事件，都顯現出了大陸的公民維權正在走下網路、走上街頭。
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成功地在形式上實現了將黨政軍大權集於己身，但是胡錦濤和溫家寶在中共黨內派系實力並不強，仍然是弱勢君王。雖然他和江澤民一樣也是鄧小平欽點的接班人選，但是他畢竟是隔代指定的，其黨內政治的合法性被大打折扣。如果他想尋求更為穩固的政治根基，除了儘可能地平衡黨內不同派系的力量之外，還不得不祭起親民的大旗，希望整合民間的資源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很多的政治分析人士看來，胡溫時代雖然有可能會比江澤民時代更大程度地體恤民意、放鬆控制，但是胡溫很難走出鄧小平的陰影，胡溫時代仍將是鄧後時代的延續，所謂的「新政」不過是對民間的小恩小惠，很難有制度性的突破。但是，民間在官方各類媒體大力鼓吹之下，已經被吊起了胃口。在普通民眾看來，溫家寶作為堂堂的一國總理，幫助一個民共討回了工錢，那他還有什麼不替老百姓做的呢？所以大陸民眾將會「得寸進尺」，知識精英也會假戲真唱，繼續凝聚網路上的民意資源，提升公民維權的廣度和深度。
重慶萬州事件充分說明，大陸民眾的積怨在釋放、民眾的權利意識在覺醒，以及中共的底線在後退、其控制能力也在降低。可以判斷，如果胡溫體制繼續保持這樣寬鬆的政治局面，未來數年街頭運動將會如燎原之火，遍地開花。街頭鬥爭有可能會在網路民意的配合下，成為民間抗爭的主流方式。
遊行、示威、罷工是國際人權公約和大多數國家憲法所認可的幾種民意訴求的方式，也是衝擊權威體制的利器。雖然街頭運動會夾雜著很多暴力活動，但是街頭運動對於大陸的政治轉型來講既不可或缺也無法避免，只有寄希望於官民之間能夠像網路那樣出現互動的跡象，在雙方的博弈過程中才有可能逐步克服雙方的政治恐懼、恢復雙方的政治理性。
政改路徑的可能轉向
從八十年代以來，大陸主流的知識份子大都贊同新權威主義，主張在保持中共內部政治穩定，凝聚在中共開明領袖的威權之下推動政治和社會變革。
隨著十年來網路的出現和不斷擴大的影響，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大為改觀。中國已經出現了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和民間知識份子，也就是說，頗具規模的民間壓力集團已經形成。民間壓力集團將會通過網路匯聚自己的價值共識、展現自己的行為方式。
正如劉曉波先生所言，中國改革的深層動力來自民間而非來自高層。網際網路的興起和普及，將有可能更加強化這一說法。如果說前20多年的政治改革是由中共內部主導為主的話，那麼在網際網路興起的十年之後，中國的政改路徑很可能轉變為民間推動為主、官方被動變革的模式。
中國大陸儘管有過共產主義運動，但是畢竟時間短暫，難以動搖其儒教國家的根本，所以大陸政治轉型的參照係數最好是臺灣而不是蘇俄。89以後，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的演變趨勢也逐步表明，大陸政治變革的模式很可能不會是蘇東模式，而是臺灣、韓國這樣的東亞模式。
在臺灣的政治轉型的後期，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中期臺灣的「中壢事件」之後，臺灣的政治轉型迅速轉變為民間主導的局面。大陸的政治變革一旦轉變為民間主導，變革的進程和速度將不會為中共主要領導人的意志為轉移，政治大變革的拐點有可能會被重新評定。
但是，中國大陸的政治變革模式也不會照抄臺灣模式，反而會展現出網際網路時代中國大陸獨特的變革模式。如果說臺灣政治轉型的路徑是：開放選舉－－突破黨禁－－突破報禁；在本人看來，大陸的政治變革路徑可能恰恰相反：突破報禁－－突破黨禁－－開放選舉。
本人堅持此種看法的理由是：首先，臺灣政治轉型的破題在於地方民意代表的選舉，大陸開放地方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僅僅侷限於縣鄉兩級，層級太低，難以形成規模效應，而且大陸的選舉法問題太多，很難形成競選態勢，大陸試圖走議會路線開創民主先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其次，大陸在政治轉型期遭遇了網路時代，開放、迅捷的資訊世界將使傳統媒體遭遇巨大的商業壓力，這種態勢最直接的效應就是很可能會帶動報禁的突破，以維持傳統媒體和網路媒體的競爭平衡。儘管中共的宣傳部門使出渾身解數，大陸的傳統媒體還是已經瀕臨失控的邊緣。在網路和媒體的雙重失控下，中共的話語權將會徹底喪失，各種立場的民間公共知識份子將會成為中國主流話語的主導者。
報禁獲得實質性突破的標誌是：中共將會允許民間辦報、允許商業資本進入媒體，並且將會給予網路媒體完整的採訪權利。一旦報禁獲得突破，民間要求開放黨禁、開放選舉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不僅如此，網路民意向街頭運動的轉化，其直接後果就是民間政治動員能力的復甦，政治性組織和准政治性組織將會出現。一旦有建立組織的需要，大陸盤根錯節的互連網路，將會發揮巨大的能量。
還有一點，和臺灣政治轉型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中國大陸的政治轉型雖然不會出現大規模的革命事件，但是極有可能小規模的衝突不斷，大陸民眾將會為政治轉型付出較高的代價。
本人相信，在經濟自由化和網路自由化的雙重夾擊下，新權威主義者主張的威權主導變革的政治改革模式很可能徹底終結，以民權運動為主導的政治改革可能將會來臨。如果這一判斷能夠得到證實，中國大陸民主化會比八十年代預計的要更為提前到來。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大陸進入網路時代十週年
2004年11月4日，於北京
王光澤，男，1972年生。1994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法律系，獲法學學士學位。1998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獲哲學碩士學位。歷任信陽日報、法制日報編輯、記者，現為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社論評論員。《新世紀》、SOHU、《大紀元》等電子媒體的專欄作家。第五屆《財經》雜誌新聞獎學金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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