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現實中，美國都不是完美的國家，但它至少是最富理想主義和使命感的自由國家，它領導盟國贏得抗擊法西斯主義的二戰，幫助發動二戰的兩大罪惡國家德國和日本實現了民主化重建，領導了對抗共產極權的韓戰和越戰，最終贏得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自由與極權之間的冷戰；美國在中東幫助埃及獲得了獨立，一直保護處在阿拉伯諸國包圍中的以色列，如果沒有美國的保護，長期受到迫害且在二戰中遭遇種族滅絕的猶太人，大概又將被伊斯蘭世界的仇恨所淹沒，美國被阿拉伯人所仇恨和屢遭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襲擊，顯然與美國對以色列的長期支持高度相關。
這一切，已經歷史地把美國推向了自由領袖的地位。美國大選之所以引起世界性關注，也證明了美國之於世界的領導地位。
從1989年到2001年9月11日，短短的十二年內，新舊世紀之交的世界，突然陷於兩種完全相反的戲劇性體驗之中－－前景一片光明的喜劇和未來佈滿陰雲的大悲劇。舊世紀的終結和新世紀的開端皆具有很強戲劇性：東西方之間的50年冷戰之緊張對峙，卻以難以預料的蘇東帝國的突然崩潰而終結，幾乎只是一夜之間，柏林牆就坍塌了，東西對峙消除了，東歐諸國以及昔日最大的敵人俄羅斯，也都逐漸變成民主國家並融入西方文明，以至於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西方自由陣營，情不自禁地發出「歷史終結」之歡呼，並接連贏得了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也由此，美國以及北約，在經濟上、軍事上和道義上，成為沒有真正對手的全球性超強，人類社會似乎正在步入最接近康德所嚮往「永久和平時代」。
然而，後冷戰時代的樂觀情緒與和平前景僅僅持續了十年－－而十年在漫長的歷史上僅僅是一瞬－－就在2001年9月11日這個藍天白雲的上午遽然終結，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人，雖然無法親歷那種驚心動魄而又撕心裂肺的震撼，但是電視畫面的衝擊力已經足夠！恐怖主義對無辜平民和美國的標誌性建築的自殺性偷襲，其邪惡之肆無忌憚，其造成的災難之慘烈巨大，其影響未來之深遠……皆遠遠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僅僅是一瞬，世界就為之變容：人類大同的喜劇頓時演變為令人目瞪口呆的大悲劇。
9•11慘劇的發生，使布希恰逢其時地再次擔負起領導全球反恐戰爭的使命：在當今世界，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美國已經成為一切邪惡勢力的首要攻擊目標，除非美國從此卸下對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領導責任，重新回到孤立主義之中，否則的話，美國就必須主動出擊，肩負起鏟除邪惡與捍衛自由、維護和平與推廣民主的領導責任。這種責任的當下目標，是領導世界打贏反恐戰爭；其長遠目標是全力推進全球民主化進程，特別是要以民主化在阿拉伯世界和其他獨裁國家建立新秩序，再不能犯那種基於既得利益而放縱邪惡獨裁者的錯誤。
就在大選前10月30日，恐怖惡魔拉登再次以錄相的方式出現，首次承認是他策劃了9•11，並宣稱他看過激進的反布希影片《華氏9•11》。拉登的現身，一下子把即將舉行大選的美國拉回到三年前的那個災難性時刻。
是的，9•11改變了一切，一個全新的壓倒一切的威脅突然現身。世界局勢、特別是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也必然為之大變。為了應對無孔不入的世界性恐怖主義威脅，小布希政府的「先發制人」戰略是正確的選擇。雖然，我們不能把伊斯蘭原教旨的恐怖主義視為繼法西斯和共產主義之後的對自由世界的第三大極權主義挑戰。但有一點是明確無誤的：產生這種威脅的文化及制度根源，必定是極為不寬容且嗜血的，其實施邪惡目的的手段，完全不同於二戰和冷戰，而是帶有全新的野蠻性質：
1，法西斯和共產主義的極權邪惡是明確的公開的有特定國界的，而恐怖主義的邪惡是隱藏的暗中的超國界的；
2、前者發生在戰爭時期和冷戰時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以及兩種制度之間的對抗，而後者發生在和平時期，是國家與全球性恐怖組織之間的戰爭，以及不同宗教文化制度之間的衝突。
3、前者主要針對的是國家的主權、軍隊、制度，而後者主要針對的是無辜的貧民以及民用設施。
4、前者所運用的手段主要是軍事武器，以消滅對方而保存自己為目的，後者所運用的主要手段是人的肉體，以同歸於盡的決絕來造成轟動性的恫嚇效應。
5、在冷戰時期，儘管對峙的雙方都握有可以把地球毀滅無數次的核武器，但是，由於雙方軍事力量對比的均勢，更由於核戰爭所造成的災難很可能是沒有贏家的魚死網破，所以對峙的雙方還具有最低限度的理智，決不會不計任何後果地胡來。而恐怖主義並不在乎實際的力量對比，只要能達到目的，它不在乎使用任何手段，它就是要以弱勢姿態和不計後果的決絕手段發動攻擊，當進行自殺性攻擊的恐怖份子連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之時，最低限度的惻隱之心和理智權衡也就會被視為無物，並以最殘忍最滅絕人性的手段屠殺大批無辜平民，從而引起人們的恐懼和慌亂。所以，它不是為了真的打敗和征服最強者，而僅僅是為了破壞而破壞，為了滅絕而滅絕。如果他們擁有了大殺傷力武器，加上自願充當人肉炸彈的亡命之徒，其災難性的後果讓人不敢想像。
對付諸如恐怖主義這樣肆意踐踏文明底線的極端人類公害，美國在使用武力時不應該有任何猶豫。只有果斷堅決，才能制止類似9•11災難的再次發生，減少日益國際化的恐怖主義和大殺傷力武器的威脅。這樣的選擇，相對於綏靖主義和後發制人的戰略而言，其成本和代價也會相對小些。這不僅是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之所在，因為它事關美國的安全和自由之存亡；也是整個人類長遠利益之所在，因為它事關世界和平的存續和全球民主化的發展。
克里像西方的所有左派一樣，把無原則的和平共處視為「國家利益」的主要內容，把容忍邪惡政權作為不同國家的共處與維護世界和平的最佳手段。所以，他指責布希的「大中東政策」是空想，主張美國只應該管好自己的安全，不該向中東地區輸出自由民主，伊拉克人是否應該享有自由與美國無關。因為「民主不適應伊拉克人」，其潛台詞是「伊拉克人不配享有自由民主」。
布希像所有負責任的西方大國領袖一樣，把向世界推廣「自由民主」視為「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把鏟除邪惡政權視為推廣自由民主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主要手段。因為，「自由民主」具有普世價值，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種族、文化、國別、宗教等的差異－－皆有資格享受自由生活和民主制度。所以，謀求連任的布希堅持倒薩之戰乃正確的選擇，即便沒有找到大規模武器，鏟除薩達姆暴政和建立自由伊拉克，進而在整個中東地區推動自由民主，便足以作為倒薩之戰的理由。
克里指責布希對「邪惡軸心」的指控是傲慢和鹵莽，而在實際上，像當年的里根總統指控前蘇聯為「邪惡帝國」一樣，布希對伊拉克、北韓和伊朗的指控，僅僅是事實陳述而已。特別是薩達姆和金正日，無疑是當今世界最為邪惡的兩大暴君。難道薩達姆政權不夠邪惡嗎？難道薩達姆玩弄聯合國還不夠嗎？難道薩達姆的威脅僅僅是對美國而與世界無關，特別是與多數歐洲國家無關？難道只有在恐怖襲擊落到自己的頭上，歐洲人才肯主動出擊並寄希望於美國的強大武力支持嗎？難道非要等到薩達姆突然發動另一次更具破壞性的恐怖攻擊，西方的自由同盟才會再一次團結起來嗎？更重要的是，孕育恐怖主義的最佳土壤就是阿拉伯地區的獨裁製度和原教旨狂熱，難道自由國家和整個世界在屢遭恐怖主義之害的情況下，還要一味對庇護和支持恐怖主義的邪惡政權採取綏靖態度，眼睜睜看著恐怖主義的氾濫成災而無所作為嗎？必須有負責任的政治家領導下的自由國家挺身而出，向恐怖主義及其孳生地宣戰！
克里用沒找到大規模殺傷力武器而指責布希發動倒薩之戰，但先發制人的重大意義就在於防患於未然。美國正式宣布參加二戰是後發制人，阿富汗反恐戰爭也是後發制人，雖然二者都取得了勝利，但這種後發制人的勝利再輝煌，也只能是對已經造成的大災難的亡羊補牢，美國以及整個世界為這種後發制人已經付出了全方位的巨大代價，而這種代價的綜合負面效應之巨大，甚至是後來的勝利無法彌補的。所以，鑒於恐怖主義已經實施、正在實施和準備實施的反人類反文明反自由的暴行，鑒於恐怖襲擊的難以防範，鑒於薩達姆的一貫好戰和支持恐怖主義，一直在謀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屢次違反聯合國有關武器核查的決議，其邪惡程度決不次於本•拉登。薩達姆屢經戰爭且擁有統治一個國家的獨裁權力，在製造恐怖災難的能力上，肯定要遠遠超過本•拉登及塔利班。難道非要等薩達姆已經製造出大殺傷力武器並付諸使用之後才動手嗎？倒薩之戰起碼清除最有可能製造出並敢於使用大殺傷力武器的暴君，因為薩達姆不但是戰爭狂，而且是曾經有過使用生化武器屠殺庫爾德人的暴君。如果繼續姑息養姦，等到利用大殺傷力武器的恐怖主義攻擊已經完成再後發制人，其災難性的後果將不堪設想。
克里指責布希犯了拋棄盟國和繞過聯合國的單邊主義錯誤，使美國陷入國際孤立之中。而在實際上，這樣指責似是而非：難道只有德國和法國才能代表歐洲國家，而英國、義大利以及東歐諸國無法代表歐洲嗎？何況，在亞洲，美國的大多數傳統盟國（如日本、韓國等）皆支持反恐。至於聯合國授權問題，由於德法中等大多的從中作梗，美英兩國是在全力爭取而無功而返的情況下，才不得不採取行動。
在當今世界，對全球性和地域性的危機的處理，特別是在對待邪惡無賴國家之時，沒有美國的參與就難以收到實際效果。邪惡的薩達姆政權像邪惡的塔利班政權一樣，對內壓迫本國人民，對外窮兵黷武，不僅是對美國的威脅，而且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對這樣邪惡的政權，在恐怖統治中掙扎的本國民眾，只能或被洗腦成為狂熱的原教旨主義者，或無可奈何地嘆息；越來越受制於多數無賴國家的聯合國，其清談館的性質注定了它的軟弱無力，第一次海灣戰爭以來的十多年中，聯合國已經淪為薩達姆的玩物和避難所，德法等國提交給聯合國的一個個解決方案，由於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支持而被束之高閣；阿拉伯諸國儘管與伊拉克有仇，但沒有人能夠單獨打敗薩達姆；俄羅斯和中國又都曾與伊拉克關係密切，從海灣戰爭開始就一直為薩達姆站臺……在聯合國缺少正視現實的勇氣和採取有效協調行動的能力的情況下，只有遭遇到9•11大災難的美國，既有倒薩的實力，又有倒薩的動力。
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一次鏟除暴政的戰爭像倒薩之戰這樣，發動得如此迅速、打得如此文明、勝得如此利落！儘管，現在的伊拉克局勢還不穩定，局部暴力和人質事件不斷發生，所以，有人稱之為「災難性勝利」，幸災樂禍的旁觀者們也大肆談論「第二個越南」。然而，薩達姆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和對本國人民的暴政消失了，伊拉克人民自由了，明年一月的大選即將舉行。無論反美的媒體如何抹黑布希政府，但伊拉克人民的大多數仍然認為：沒有了薩達姆的伊拉克會更好。正如大陸媒體《法制晚報》10月25日關於伊拉克的報導《伊拉克平民專訪：孩子不恨美國兵害怕薩達姆》。
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正義事業的成功皆要經歷曲折，甚至要付出慘烈的代價。特別是在遵守國際規則和文明底線的自由國家與不講任何道德底線的獨裁政權、恐怖主義、原教旨主義等邪惡勢力進行較量之時，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9•11恐怖大災難是美國推廣自由所付出的代價，9•11後的反恐之戰，只不過是自由力量與恐怖主義的公開較量的開始，聯軍將士和平民的人員傷亡，不過是反恐鬥爭、推翻薩達姆暴政和建立民主伊拉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無論是反恐之戰還是處理國際關係，布希都不是一位完美的總統，但他畢竟先後贏得了後發制人的阿富汗之戰和先發制人的倒薩之戰。西方的左派們可以抓住暫時的挫折來大做文章， 但在歷史過去多年之後，人們才會像事後談論二戰初期的邱吉爾和冷戰時期的里根一樣，以「具有大智慧的大戰略家」來評價布希總統。
無論倒薩的行動要冒的多大風險，不行動的風險將更為巨大，二戰和9•11就是明證！
所以，無論如何，倒薩之戰是正義的！布希總統的決定是正確的！
2004年10月31日於北京家中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