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安人寧國」，刪削繁苛。李世民是藉助農民起義的力量而起家的，認識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決定一個國君的命運。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從貞觀初年就開始注意處理好與老百姓的關係。李世民引古人的話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論教戒太子諸王》)「國以民為本」，民心向背乃是國家存亡的關鍵。為了做到「安人寧國」，必須刪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諸黎庶」，使其「各有生業」。李世民實行了「省徭賦」，「務積於人」的政策，盡量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的負擔，讓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說：「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貞觀政要．政體》)只有「徭役不興，年谷豐稔」，百姓才能安樂，國家才有安寧的基礎。他從歷史的教訓中認識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為此，他於貞觀之初，採取一系列厲行節約、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諸方進貢珍貴異品，限制營造宮室，破除厚葬的陳規舊俗，規定葬制一律從簡，如有違反，依法問罪。在他的影響下，當時有許多重臣，一般也都崇尚儉約的生活和簡肅的作風。與此同時，李世民也比較體察民間疾苦，並採取一些相應的「恤民」措施。所有這些都是服務於他「安人寧國」這一治國的總的指導思想。
第二、「為官擇人」，「唯才是與」。李世民的所作所為，在這方面比歷代帝王有著較突出和罕見的才華和創舉。他強調「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貞觀政要．崇儒學》)他確實能夠「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舊唐書．太宗紀》)早在統一戰爭時，他就重視人才的蒐羅，每擊敗一個武裝集團之後，房玄齡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舊唐書．房玄齡傳》)武德四年(公元621)，尚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齡等，「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資治通鑒》卷189，武德四年十月)。貞觀時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隨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也有他的政敵李建成的舊部魏徵、王、韋挺等；既有原屬各個武裝集團的人物岑文本、戴冑、張玄素等，也有農民出身的將領秦叔寶、程知節等；既有出身貴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遲敬德、張亮、馬周、劉洎等；此外，還有出身少數民族的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