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談論中國改革的歷史，不能不談鄧小平，但也決不能只談鄧小平。對後毛時代的黨內改革派的巨大作用給予充分的尊重，並不意味著鄧小平就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也不意味著對民間自發動力的故意無視，更不意味著鄧小平在後毛時代的作為皆是「偉光正」的。
不幸的是，由官方主導的鄧小平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也像中共政權主導的所有紀念中共元老活動一樣，仍然重複著歪曲歷史和掩蓋真相的造神運動。
從高層改革派的角度看，在八十年代驅動改革車輪的人物中，「鄧、胡、趙」曾被公認為改革的三駕馬車，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惡、平反冤假錯案、思想解放運動的主持者，趙紫陽是經濟改革（農村的包產到戶和城市的企業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動者，甚至可以說，趙紫陽在八十年代樹立的「溫州模式」，為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指出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趙二人還是抵制黨內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後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運動的氾濫。
然而，被神話為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曾因整肅胡耀邦而犯下一連串的重大錯誤。他先是通過非程序化的人治強權罷免胡耀邦，間接導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耀邦之冤死又成為八九運動的導火線。面對反腐敗、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間自發運動，鄧小平又拒絕趙紫陽提出的「在和平與法治的範圍內解決問題」的溫和政策，先是了聽信了李鵬等惡吏的誤導性匯報，口述了強硬的「四．二六社論」，把完全自發的學運誣蔑為由一小撮長鬍子的人操縱「動亂」，致使運動升級為「5．13」大絕食的抗爭；繼而又故伎重演地罷免了趙紫陽，宣布軍事戒嚴，致使運動進一步升級為徒手民眾與武裝軍人之間的對抗；最後又把「動亂」升級為「反革命暴亂」，命令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在一個國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體的注視下，釀成了震驚中外的血腥大屠殺。
現在，雙手沾血的鄧小平卻成為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冤死的胡耀邦和被軟禁至今的趙紫陽都不見了。
從推動改革的社會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經濟這三大方面，中國改革的最初動力都並非開始於任何官方決策，而是來自城市的民間和農村底層。只不過，來自民間的自發要求和行動得到了高層改革派的默認
在政治上，至少從林彪事件開始，民意已經自發地醞釀著社會變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來之名而出現的「四五天安門運動」 是民間要求結束文革和進行改革的第一次公開的響亮吶喊；接著，「西單民主牆」運動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並受到鄧小平、楊尚昆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說，「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為鄧小平的重掌最高權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運動」中出現的一系列詩文和演講，迅速傳遍了全國各地，特別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的口號，已經具有了民間自發啟蒙的作用；「西單民主牆」的言論更是民間啟蒙思想的大彙集，特別是對民主、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呼籲，為中國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導；鄧麗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說和《今天》詩歌對大一統的革命文化之衝擊，也是來自民間自發的創作、引進和傳播。即便是「思想解放運動」，也不能只談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而不談南京大學哲學系那位不知名的哲學教師的自發投稿，為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最早的理論資源。而在鄧小平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鎮壓民主牆運動之後，仍然是民間思想推動著的啟蒙運動，而官方打壓民間運動（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經濟上，奠定中國經濟改革基礎的農村改革，最早來自農民求溫飽的自發動力，「包產到戶」和鄉鎮企業等的制度創新，帶有純粹的底層性和草根性。之後，由企業改革開始的城市經濟改革，企業的「獎金激勵」和「承包體制」，商業中的「個體戶經濟」和流通領域的「價格雙軌制」，也是先有地方企業、民間個體的自發嘗試和地方的開明領導人的支持，而後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國性改革的展開。
而且，這種民間自發動力的出現都帶有逼上樑山的性質，是忍無可忍之時的鋌而走險：「四五運動」是對文革的忍無可忍，曾被定性為「反革命動亂」；「包產到戶」是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忍無可忍，也曾被定性為「復辟資本主義」；鄧麗君的歌和《今天》的詩是對假大空的意識形態灌輸的忍無可忍，也曾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和「資產階級文學」，許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們作為先知先覺者皆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個人代價，理應被歷史所銘記、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須明確的是，中國改革，能夠被境內外媒體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導的表層邏輯，而真正推動改革的深層邏輯則是民間的自發動力。然而，這一深層邏輯，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壟斷的話語霸權所壓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輿論所忽視。事實上，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民間自發改革動力，在後毛澤東時代得到黨內開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許、鼓勵和支持，才開啟了難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現政權借出鄧小平百年誕辰之際，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鄧小平對改革的主導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績僅僅歸功於中共政權，並把現在的當權派標榜為改革的正宗繼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殺民間的自發動力對改革的基礎性貢獻，也抹煞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對改革的巨大貢獻。
如果說，真有一種只屬於鄧小平的改革的話，那麼，這樣的改革顯然就是被江澤民所固守的改革──弊端叢生和危機四伏的跛足改革。這種改革奠基於鄧小平重掌權力後的1979年，它通過重申「四項基本原則」的獨裁教條，通過「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識形態整肅運動，也通過先後廢除兩任中共總書記的人治手段，更通過鎮壓「八九運動」的血腥屠殺，使國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黨獨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權主導下的「強盜資本主義」歧路，小康承諾下的兩極分化、經濟高增長下的腐敗氾濫和生態破壞、大眾文化下的道德墮落和信仰真空……現在的中國，既是暴富的權貴家族的天堂，又是廣大無權無勢者的地獄；既是誠實經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詐投機者的陽關；是沒有社會公正和商業信譽的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其血腥和野蠻、無恥和厚黑，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罪惡。
中共現政權談論的鄧小平改革，既是對歷史的極大歪曲，也是對有功於改革的其他個人和民間努力的極大不公。他說明瞭中共獨裁政權在書寫歷史上的一貫的權力自私：通過歪曲歷史和掩蓋真相來進行自我標榜，利用話語霸權來壟斷所有功績和推卸所有的罪責。正如毛澤東時代編寫的抗日戰爭史一樣：真抗戰的蔣介石被歪曲為假抗戰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戰的毛澤東卻被塑造成真抗戰的民族救星。
2004年8月17日於北京家中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