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對話中有「答非所問」，就是回答不是所問的問題，「問非所是」是本人自造的，是說問題與它所問的事實不相符合。若觀察科學，最容易注意到問題的回答，比如：哥白尼之回答太陽系各星體的關係；牛頓之問答物質是怎麼結構的。對於科學重要的不是問題的回答而是發現：大家都在一個星體上，為什麼有的人能意識到天體是有聯繫的，物質按什麼原則構成，而大部分人並不去想。地是球體，可還有很少數的人就不認這個理，我的老媽，還有陳蘭濤他奶奶，她們非說地是平的。牛頓、哥白尼這些天才首先發現事物是有聯繫的，才能按照「是怎麼聯繫的」去思維假說，作出回答。那哥達巴赫就只是發現問題，而不是回答，他的發現就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人把才力用在回答上，回答了二百多年還未最終完成。
胡錦濤為他們黨的四中全會做準備的「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的講話，所提出的那些「為什麼」就不是正確的發現，因為他只是從現象層面邏列出一些讓人不滿意的事實，並沒有對這是些什麼樣的事實，由什麼力量來推動有預先的理解---- 只講「中央」這只是它的權威性，方針、政策、措施還有自身的可靠性，即便同時滿足了這兩個條件，也未必具有貫徹上的暢通性。貫徹暢通性的充分，不僅要它本身是否與人的性質相符合，還有一個推動它們的那一力量與人性的符合；而只說「以法治國」也不是充分的，更根本的問題是追究用來治國的「法」合不合法？對於反腐敗，關鍵也不是為什麼反不下去，而是什麼是腐敗？敗腐在哪裡？……等等。
只從現象層面我們與阿濤所見沒有什麼區分，而且我們也承認這些問題是社會的深刻矛盾，並且還尊重胡錦濤提出問題的動機。但我們認為他只根據照牌挂的羊頭，不看賣的是啥肉，就來解決為什麼沒膻氣的問題。
他只是提出了這些問題，並沒看這些問題背後還有一個力量----共產主義，它們是在共產原則之內或之下被共產包裝著才成為阿濤的問題的。即便每一具體課題都是正當的，還有那包裝帶給它的非法性。這個「共產主義」包裝就是腐肉。所有這些問題都是以共產主義腐肉為基座成立起來的，不從它們共同的基座來尋找癥結，問題就回答不了。
其實胡錦濤的全部問題可以歸結為一個：
共產主義符合人性嗎？
就像刻卜勒的三個定律之為萬有引力所包括。
請不要忘記，阿濤的方針、政策、措施是以共產原則為條件對實踐發生作用，是由共產黨以共產名義提出和實施的，因而它依舊還是以「共產」做為普適的原則加給實踐的，這就有一個「共產」做為原則本身的真實度，本身是否成立的問題。
他沒有共產本身合法性，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求證----共產主義原則與人的本性相符嗎？他感到了腳痛、頭痛，就在腳上頭上找答案。
胡錦濤的頭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中央的方針、政策、措施的實施、貫徹執行受到阻力、困擾？」
這個問題指向的對象很明確：「……當前，執政能力建設和執政能力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發生的、造成的問題、損害、挫折、危機，集中反映在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的素質上，理念上。」----這些話直接指向共產黨高層，但它只揭示了事實，而非回答，且是一種貌似的回答。
這個問題不是有一個「中央」就必然的，「中央」一詞只給了它來源上的權威性，可不有可靠性呢，它是以什麼為「原則」的黨才是它的可靠與否的根據。它是一個以 「共產」為原則的黨，「共產」本身的不可靠性使來自它的中央的許多原則也喪失了可靠性。把沒有毒的水放在毒罐裡照樣有毒。
「黨的幹部沒有理念、沒有素質」的本身只是一個事實，這事實背後還有「共產」做為理念是不是客觀確實的，它具不具有規定良好素質的品性？科學知識的基本方面就是有可靠定量的性質和關係，試問「共產」能經得起這樣的測量嗎？
所以我回答阿濤的問題：不是共產黨的領導幹部、黨政一把手沒有理念和素質，而是共產主義本身不是個可靠的理念，不派生較高的品質，怎麼能在人的心靈裡規範出優秀的素質呢？
以胡錦濤的地位和他對民族承擔的責任，知道他的部下沒有素質、沒有理念，這沒有絲毫意義，太小兒科，太沒有用。他應知道的是：為他的幹部提供素質的那個源泉----「共產」本身是何種素質。
在我們一介平民能有效解釋的問題，為什麼身為統帥的人就不懂呢？道理也很簡單：胡錦濤是在共產之內授命救黨的，他的智慧就只用在「救」字上，授命救黨的人只能在想辦法、找出路上下功夫，共產做為理念的可靠性應是學說本身的課目。共產做為人類理性的一個單位或成分，不可能被從理性裡清除掉，是因為它不是存在的普遍原理被當做普遍性原則來貫徹，才必然引發矛盾的。凡是普遍性的就決不是人力能提供的，那是大自然的勢力範圍----事物在存在上是獨立的，獨立性確實是普遍的，把共產這個特殊上升為普遍就陷於與獨立性的尖銳對立，這才是癥結所在。對這個問題的發現是學說創立上的疏失，實踐家只是按照學說來活動，當然較難對學說的矛盾有所揭露，
還有一個問題也具有根本性意義，即什麼是理念？只有回答了什麼是理念，才能判定所樹立的理念是否可靠----並不是所有理念都可靠。像上帝、永生、龍……等等就不是可靠的，如果真有上帝，真有神，中世紀也就不黑暗了，江賊民也不至於那麼滾刀肉了，上帝或神早就出面糾正或阻止他們了。請牢記：
是人創造了上帝，不是上帝造了人；
是人造了理念，不是理念來造人。
所以人造的上帝只可能召喚人發生道德的嚮往，它卻不是一種可見的力量，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神職幹部犯童戀癖呢？同理「共產」既是人的意識所造，它也就不具有對人的精神做可靠規定的作用，它是個類似於上帝的東西，不過上帝是超然的人格，共產是超然的原理罷了。
若原理本身不可被經驗，不能被感官所面對，它在實踐上的功能就必是反人性反人類的。因為人是確實的，它只能遵照著確實性來存在。只有被規定成的東西才有確實性，人來接受共產的規定把大自然已發生了作用的規定往哪兒扔？人是只依附於自然，共產理念卻偏偏命令人擺脫自然，不矛盾才怪呢！胡錦濤還沒澄清什麼是理念，就怪責他的手下沒有理念；他不知道做為理念的「共產」到底與人性是什麼關係，就指望他的手下通過樹立共產理念來造就執政能力，豈不是天方夜潭？
至此，我們就很輕鬆地回答了胡錦濤的頭一個為什麼：
因為這個中央是叫「共產」的黨的中央，中央只是以它的權威性建立起與它的各個職能、局部的聯繫，共產做為理念它的機能「要」對人發生重新的塑造，但這只是機能的性質，並不是可能的事實，做為理念的「共產」並沒引發成了共產黨黨員的那些人的質變，他們依舊還是在不折不扣地服從自然，他們的人格發生了分裂：
在黨的、社會的、對外的條件下，他們就擺出共產理念的門面；
在事關本己，在對自己生命的滿足性上，在對老婆孩子父母之時就用自然人格。
共產黨又是反帝，又是反修，又是抵制資本主義的腐朽生活方式，可他們呢？一個人包十個二十個二奶也是司空慣見的事。對於江澤民說來陳希同、王寶森是太冤了，對於人類標準說來那一點也不為過。因為共產黨的領導干郭，黨政一把手還是骨肉之軀的人，他們當然不能靠「為人民服務」、靠高唱「主旋律」、靠正確的導向來滿足，他們褲襠裡的根得靠美女滿足，他們感性上的痛炔得靠錢來滿足。因此，來自中央的方針、政策、措施只是用在口頭上說說，來自本己的私慾就靠真實的努力去取得，當中央的方針、政榮妨礙對私慾的滿足時，當然就是陳良宇一類的公然抵制了。
我們希望阿濤明白：凡不是與人的性質相一致的，不是生命的可靠性根據的，即使是用奪命相挾制，也沒有用。所以共產黨中央的權威不足以保證它的令必行、禁必止。他就不想想幼稚院的阿姨教了一遍的「1+1=2」人到老死也不忘，並不是這題太簡單，而是這題絕對真！無論是飛到天，還是站在地，條件與結論永遠相等。共產主義用機槍逼著人們「樹立」的理念並不比「1+1 =2」複雜，可就是樹不起來，何哉？世界不是這個理，它是假的，不一掉腚就忘才叫怪呢！被胡錦濤批評為缺少理念的他們黨的高級幹部不是沒有理念，他們的理念是地位、金錢、花天、酒地……因這些東西是確實的，直接可以享用的，直接滿是感覺的，沒有一種與人性完全相符的理念，人怎麼撇下肚腹去親脊樑呢！「共產」本身做為人生理念是不著邊際的，只可想而不可觸摸，像那件最貴重的「新衣」，本就沒有，你能觸個啥？它本是虛無你樹就能樹起來嗎？
二、人生理念不是樹而有之，是必而在的
如果說上一節的敘述是為著實踐的，那麼本節是一個純粹的哲學原理，它的著力點是試圖糾正把理念理解為外部輸入這個誤解。我誠心地感謝對我的議論作批評的朋友們，我是認真地考慮你們的意見，我也請求你強迫自已來讀你認為太學術的那些部分，我的作品的價值並不在喜笑怒罵裡，而在這些部分裡。真的。
所謂理念就是嚮往，追求。早先共產黨說叫人生觀，世界觀。只要人落了地，又處在社會環境裡，就非有世界觀不可，從凡夫俗婦到人類英傑，統帥、思想導師都不能逃避。不過有的人乾大事則惜身，見小利則忘命；還有的人奸詐讒諂；但也有人同情弱者，俠腸義膽；有的人則有普渡眾生的心腸；更有人勇於負責，對時代對他人有來自內心的義務；有的人以醫人為樂，也有人偏好發現時代或政權的疾病，要去醫國……不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之追求、相殊異的嚮往；就是在一個人，也會隨時過境遷而發生興趣的異變，追求、嚮往會改變：孫文、魯迅都想當醫人的良醫，一個做了革命領袖，一個做了思想導師，可見具體的理想是可變的。有人問魯迅：誰的散文寫得最好？他連想也不想就說：「周作人」。周作人不是反覆小人，不是胸無文墨的愚夫，不是沒有理念，在變節前與即要南行的同輩還相共勉，一眨眼卻變了節；還有明朝的楊嗣昌也不是沒有理念的人，卻也降了滿清。這些例子都讓我們覺得理念是樹而立之。而每個人自己境況的變化，心情、興趣的遷移對理想、追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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