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貴族世襲政體的崩潰，封建官僚政治逐步形成，任用官吏時更加重視能力與德行。管仲把禮、義、廉、恥視為維繫國家的四大繩索，並強調「清潔於貨」是設置官吏的重要條件，即用官時必須考慮「清廉」 之節。秦朝是我國歷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學說為統治思想的王朝，在國家治理上反對「禮治」，「獨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職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質。《雲夢秦簡?為吏之道》載：「為吏之道，必精潔正直，慎謹堅固，審悉無私，微密纖察，安靜毋苛，審當賞罰。」由此可見，秦朝的官吏守則中，道德要求佔很大比重。此外，秦律中還規定了「五善」與「五失」的考課原則，「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謗，三曰舉事審當，四曰喜為善行，五曰恭敬多讓」，可見其內容主要是對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
到漢代，伴隨著儒家思想佔據統治地位，禮義道德教化也被置於治國的首位，對官吏的道德素養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漢朝選官的主要途徑是察舉制，其法定的主要標準為「四科取士」和「光祿四行」。「四科取士」為：「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四曰剛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光祿四行」為「質樸、敦厚、遜讓、節儉」。由此不難看出，漢朝選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順序進行考察的，德被置於首位。三國時，曹魏創造了九品中正制的選官辦法，此法至隋才得以終止。儘管該法在選官標準上過於重門閥家世，但對才德亦有具體要求。如西晉咸熙二年頒行的《諸郡中正六條舉淹滯令》對官員的德行就有明確規定：「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
唐朝統治者在「德禮為政教之本」思想的指導下，更加強調德禮在治國中的作用。其時，從官員的選任到考績到監察等一整套職官管理制度中，每一個環節都高度重視官員的道德素質狀況。唐朝實行科舉選官制度，科舉考試及第者還須經吏部的考試，合格者才被授予官職。吏部考試主要從體貌、言詞、楷法和文理等四方面進行，若「四事皆可取，則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勞」(《通典?選舉》)。唐朝對官吏考績的法定標準為「四善二十七最」，所謂「四善」專指品德「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據不同部門的職責規定的具體標準，其中第三條是「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唐六典?尚書吏部》)。唐朝對流外官則按四等第進行考核。《唐六典》規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過，立四等第而免進之：清謹勤公，勘當明審為上；居官不怠，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數有愆犯為下；背公向私，貪濁有狀為下下。」另從唐玄宗時制定的監察法規－－《六察法》的內容來看，六察中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惡」。由此可見，唐朝對職官的選任、考核和監察，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
唐以後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職官管理制度方面與唐有諸多相同或相似之處，如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在官吏考課方面，對「四善」的要求與唐代是完全一致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這位以重典治國治官著稱的明代開國君主，也認為「禮樂者治本之膏梁」，在察舉賢才時，「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
通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和社會賢哲也強調 「禮樂刑政，綜合為治」，但由於儒家倫理觀在中國古代社會始終居於支配地位，因而道德教化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也就被無限拔高了。無論是董仲舒提出的「刑者德之輔」，還是唐代律家倡導的「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或者康熙帝提出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其主旨無不在強調道德教化在綜合治理中的主導地位。統治者意圖通過突出道德教化來喚醒官員的良知和責任感，從而遠惡近善，不去違法，達到防患於未然的目的。儘管這一目的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實踐中遠未達到，但強調道德教化這一手段對治理貪官、反對腐敗所起的作用還是應該肯定的，其中有些東西對今天也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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