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中共眼裡的「海外關係」完全是實用主義式的。同樣的「海外關係」隨著形勢的變化，你可以因它陞官發財，大家對你羨慕有加，也可因它身陷囹圄，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反身，大家對你如避溫神。
在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之前，也曾利用它來爭取海外勢力，打擊自己的敵人。如有名的中共第一號特工專家潘漢年，因其妻董慧是當時香港大資本家之女，中共就利用這關係，讓他往來於上海香港之間。並與國民黨及日偽聯絡，這使潘在中共的地位也得以提高，可是在中共取得政權以後，這些關係就成為被整肅的因素，結果在1955年初，就從上海市常務副市長位置上被拉下來囚禁，這「海外關係」也就成了他被判刑15年的罪狀之一，直到囚禁二十二年之後，死之前仍未得到平反。（潘在死後的五年，一九八三年正式平反）。
曾任中共臺盟主席的謝雪紅（49年以前任臺灣地區共產黨負責人），又一個因「海外關係」即受益又受害的例子。正如謝雪紅在57年反右時說的，大意是：中共用得著你的時候，千依百順，把你看成寶；用不著你時，把你看成肉中刺、眼中釘。因而她被打成大右派。後為統治，又給平反，仍負責對臺工作。直到文革開始，即以國民黨臺特的嫌疑，被「革命群眾」打死。
另外，我有一同班同學，除她外，全家都在臺灣，50年代大學畢業後，因收入較高，通過在匈牙利的親戚將錢匯給她在臺灣極為貧困的父親，單位領導和組織也知道這事，可在文革中，這事也成為她為國民黨反動派添磚加瓦的罪行，並以國民黨特務名義在群眾中挨打、挨斗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當時還想共產黨不是代表工農大眾，代表窮人的利益嗎？為什麼支援臺灣的窮人也成了反革命罪行了呢？
在59年前，不少留學生娶蘇聯老婆回國是一件光榮的事情，會受到組織、群眾的百般照顧。後來中蘇關係走向惡化，誰都想遠離蘇聯老婆。到文革期間，大部分留蘇回國的人多少沾一點蘇修特務嫌疑的邊，這些蘇聯老婆更成了被懷疑和孤立的對象，致使她們中絕大多數不得不離開中國丈夫，雖未辦離婚手續，也就算是離婚。我記得我單位一蘇聯女的被迫跳樓自殺，另一蘇聯女的臨走前要與丈夫見最後一面都不被允許，結果只有悻悻而走。
文革時，那些歸僑學生，大部分都受到一定衝擊，那時為了愛國，父母忍著一輩子再也見不到的傷痛，把他們送到祖國接受教育，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結果得到如此下場，在華僑教多的廣東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華僑子女多，命運還好，要是在小城市，則一般均為批鬥對象，讓你承認是美帝、國民黨特務，也好顯示他們的戰果和成績。
文革中，我記得從干校回京休假，三人同行，路過我家鄉，我邀請他們在我家住一晚上，在他們離開後，我大哥得知他們中有一位是華僑學生，對我非常不滿，說：「怎麼能把華僑帶回家來！」可見當時人們是如何怕沾華僑的邊，似乎他們都是「瘟神」。
還有一次，也是那個年代，我回老家看父母，有一個遠房親戚找我哥哥，原因是她兒子被錄取到遠海航行公司，政審中發現他舅舅在香港做生意，有「海外關係」，就不能在該部門工作。我這親戚一再聲明她早與其哥哥登報聲明斷絕關係，已不能算孩子的社會關係，請我哥哥對此聲明作證，送了我哥不少東西，以表酬謝。最後我哥還是因怕沾這東西的邊而予以拒絕。
曾幾何時，物換星移，「海外關係」在改革開放後，漸漸從臭魚爛蝦變成了香餑餑，誰都想往上沾，其中包括與國民黨高層官員有親戚關係的。如有重要的「海外關係」，連領導對你都另眼相看。如貼上了「僑眷」標籤，單位和地方領導還得不時來問寒問暖，生怕你受了委屈，要是你的海外關係是資本家，當地領導更是屈尊向你低三下四的，動員你的親屬回來投資，你的八桿子打不著的朋友也會厚著臉皮向你表示「友好」。
舉個例子說，在改革開放前，如果說你是蔣介石家鄉奉化人，雖然你與蔣家毫無關係，也沒沾過他家什麼光，但說出來似乎就低人一等，雖然這是上天把你安排和蔣介石同鄉，你也沒有任何選擇餘地。可現在你說我來自奉化，就理直氣壯多了，要說與蔣還沾點親，大家就會把你羨慕的不得了，至少縣裡、市裡領導會不斷地來拜訪你，哪怕你大字不識一個，少說也得給你弄個政協委員之類的頭銜。現在就連貴為中共中央常委的賈慶林也因其妻林幼芳是金門人，而加官進爵，並兼管港臺事務，他也是「海外關係」的受益者。
這真是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榮辱貴賤轉頭變，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