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公眾的揭露和批評，楊瀾一言以蔽之，統統稱之為「有商業用意的、有組織的攻擊」、「匿名」和「栽贓」。據我有限的閱讀，媒體上署名發表批評文章的有：美國的方舟子、多倫多的趙平波、吳征的同學潘天舒以及我本人等。然而，在方舟子、曹長青、趙平波、余傑、潘天舒等有名有姓的人對吳征及楊瀾的質疑、批評文章發表之後，楊瀾女士依然辱罵那些質疑他夫婿吳征假文憑的人是不敢署名的「懦夫」。我真不明白楊瀾女士為什麼對如此眾多「坐不改姓、站不改名」的人士視而不見？難道僅僅因為「救夫心切」就可以顛倒黑白嗎？
至於「有組織的攻擊」問題，正如多維新聞網指出的那樣，經過深入的調查採訪，「至今沒有查出吳征楊瀾聲稱的蓄意攻擊的『組織背景』，反而發現網友提出的許多疑問是符合事實、批評是合理的」。就我個人來說，我不僅與其他諸位批評者素不相識，而且與其中的某些人士在重要的價值立場上還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如方舟子）。我自己也不知道：誰有權力將我們這些迥然不同的人物「組織」在一起？我的批評是出於一個知識份子對「信用」的呼喚而作出的，沒有人能夠「動員」和「組織」我做我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楊瀾女士這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
此次事件的焦點是吳征「巴靈頓大學」的「假學歷」問題。楊瀾在訪談中承認：「吳征已經知道它是沒有被教育部門認可的。但是，他是本著學習精神，也是為了加強在商業方面的系統訓練，因此他還是會有一批指導的書籍要看，輔導老師跟他有電話、傳真的溝通，他覺得對他的業務還是有幫助的，所以他就讀了。」這種解釋是站不住腳的，所謂的「巴靈頓大學」也就一兩個工作人員負責維護網站，哪裡來什麼「導師」？跟何況，博士學業豈能是通通電話、發發傳真就能夠完成的？真個是「假做真時真亦假」！正如《南方週末》記者李玉霄質疑的那樣：既然獲取這個中、美教育部門都不認可的學位，目的僅僅在於「督促自己學習有關專業知識」，又有何必要列在個人簡歷之中呢？
楊瀾在訪談中多次指出批評者有商業目的、個人泄私憤等「可恥的動機」。然而，在我看來，猜測對方的「動機」是一種專制時代的「誅心之論」。作為被批評者，重要的是勇於正視批評者所批評的內容是否屬實，如果內容真實，那麼結果應當與目的無關。聰明如楊瀾者，不應該犯這樣低級的邏輯錯誤。
在整篇訪談中最讓我憤怒的是，楊瀾告訴記者，她雖然無法具體說出那些「邪惡的人物」究竟是誰，但是「這些人可以聯絡到海外一些反動人士，後者已經以真實姓名參與了」。在這裡，美麗動人的楊瀾露出了她的流氓面目和血盆大口──請原諒我把這樣的詞語加諸一位曾經充當中國申奧「形象大使」的女性身上，本來我是一個「女性崇拜者」，卻沒有想到一個女性的心靈居然能夠達到如此骯髒和凶殘的地步！
人人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國，將某某人定義為「反動分子」意味著什麼──在反右時代、在文革時代，「反動分子」唯一的命運就是被殘酷地迫害致死。楊瀾女士用「反動分子」來定義批評者，下的是一著險棋，一著將對方置之於死地的險棋。
據我的理解，楊瀾所說的「反動分子」可能暗指八十年代末去海外的何頻、曹長青等人。何頻是多維新聞網的主編，曹長青對吳征楊瀾事件的調查採訪是多維新聞網委託進行的。曹長青是一位獨立的作家，八十年代在國內是深受公眾欽佩的新聞記者（曾經擔任《深圳特區報》總編輯）。他具有認真、深入、負責調查採訪的新聞專業素養。他與吳楊從末謀面，也沒有個人恩怨，更沒有任何利益衝突。我閱讀了曹長青的一系列調查文字，內容之廣泛、材料之翔實、推理之清晰、觀點之可靠，無不讓我肅然起敬。
從現代法理的角度來看，既然中國的刑法中已經取消了「反革命罪」，那麼「反動分子」一說又何從談起呢？曹長青和何頻雖然身在海外，但迄今為止他們的所作所為並沒有被中國的法律定罪，也沒有被剝奪中國公民的政治權利，他們當然享有批評包括吳征楊瀾在內的公眾人物的言論權利。這種權利是每一個公民寶貴的「天賦人權」，又豈是你楊瀾一人能夠剝奪的？楊瀾以「反動人士」的大帽子來扼殺批評的聲音，其用心之險惡超乎了我的想像。剛剛還在電視上溫情脈脈地談論她的兩個孩子，轉眼之間就露出了血盆大口。她有沒有想過，那些被她戴上「反動分子」帽子的人，也是孩子的父親和母親？你可以不接受對方的批評，也可以將批評理解為「人身攻擊」，並採取法律手段來捍衛自己的名譽，但是千不該、萬不該以「反動人士」的說法來鉗制輿論──被戴上了「反動人士」的帽子，在當代中國意味著什麼，相信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是不言而喻的。幸虧現在不是「反右」、不是「文革」，否則的話，那些批評過吳征楊瀾的人真的就是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小命難保了。幸虧中國已經走在「依法治國」的道路上，不會像那些血雨腥風的年代隨時隨地都可能宣布某人某人是「反動分子」了。那麼楊瀾豈能隨心所欲地使用這種殺人不見血的權力？
正如何頻所說：「比吳先生和楊女士個人尊嚴和榮譽更重要的是，公眾人物必須被輿論所監督。能夠面對公眾監督是公眾人物的基本素養。吳先生和楊女士作為媒體中人，應比其他公眾人物更懂得這一點常識。」然而，兩位著名的媒體工作者偏偏就是不懂得這樣的常識。楊瀾的訪談，把一次真誠道歉和深切懺悔的機會轉變成一場指鹿為馬、暗藏殺機的鬧劇和反擊。對此，我深表遺憾。
就在我寫作本文的時刻，我收到一位記者的電話，她聲稱是陽光衛視的記者，希望為我做一期「人生在線」的專訪。我擔心會給他們帶來麻煩，因為我估計陽光衛視的擁有者不會有如此對待批評者的雅量。於是，我便將自己已經發表《吳征為什麼惱羞成怒》一文、並正在撰寫另一篇批評楊瀾的文字的背景告訴了對方，並請對方斟酌。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對方就抱歉地回話說，「上面」命令將採訪計畫取消了。至此，事實印證了我的看法：陽光衛視徒有虛名而已──「陽光衛視」之中，哪裡有半點的「陽光」呢？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