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陳桂棣和春桃這兩位農民出身的作家，為我們寫出了這樣一篇好文章。我身在資訊自由的海外，對現今中國農民的狀況多少有些瞭解，這篇文章所報導的一切並不令我吃驚和意外，但是讀到那些真實而感性的敘述，那些生動具體的細節描繪，仍然感到震撼。作者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作了一次長達兩年之久的艱苦調查，把這樣一份報告提交到讀者面前。如作者所說的那樣：「我們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沈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
「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
正如作者在引言裡寫到的：「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一件事」，就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這怎麼可能呢？九億農民，幾乎佔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二，怎麼能被遺忘？原因很簡單，因為農民發不出自己的聲音。當今中國，各種媒體多如牛毛，但是它們統統受到政府的嚴格監控管制。
在中國，媒體不是獨立的，媒體只是政府的傳聲筒。《中國農民調查》裡寫到，一個村莊發生了一起十分惡劣的凶殺案，一個小小的村幹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凶，一口氣殺死四個村民。當地的有線電視臺卻播報新聞，說它是「誤殺」。這不能只怪電視臺，因為電視臺不過是遵照縣委領導的指示辦事。接下來，一家省報發表報導，把這起案件稱為村民的「相互毆打」，字裡行間，倒把責任推到受害者一方。也不能只怪這家省報，因為他們採用這篇稿子的程式上並無過錯，稿子上是蓋了檢察機關公章的。
《中國農民調查》裡還提到一位敢講真話的女記者，奉報社之命到一個村子去調查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然而當地的農民卻不相信她，不肯接受她的採訪。一個年輕農民拾起身邊一隻大大碗公，從田溝裡舀起半碗渾水對記者說：「我們怎能相信你們不搞官官相護呢。這樣吧，你若不怕水髒，敢喝上兩口，我們就相信你也許能替我們說幾句真話。」這位元勇敢的記者毫不猶豫地接過碗仰起脖子就喝，終於贏得農民的信任。由此可見，中國的農民一點不糊塗，他們並不把這位元官方的記者當成記者，並不把這位元記者所在的官方媒體當成媒體，農民把他們都當成官，當成政府的一部分。這位元記者後來把採訪到的情況寫成一份內參上交省委。可見記者扮演的不是人民喉舌，而是政府耳目。說來也是，沒有上級的恩准，記者並不能隨意採訪；沒有上級的恩准，你寫好了稿子也不能發表。我絕無責怪這位元記者的意思，因為這不是記者的問題，這是體制的問題；除非這位元記者安於這樣的角色從不關心爭取新聞自由。
《中國農民調查》寫到地方政府如何貪污腐敗，橫徵暴斂，欺上壓下，就連作風強勢的朱鎔基也曾經被矇騙。作者以相當讚賞的筆調寫到了一些官員關心農民疾苦，寫到了朱鎔基，尤其是溫家寶如何精明強幹，識破地方官員的弄虛作假，體察下情。然而我要指出的是，當今中國官場，欺上瞞下，弄虛作假，早已蔚然成風，更是制度使然。身為總理，朱鎔基、溫家寶們本該推行政治改革，以求治本之效；倘若自囿於舊體制，只憑一點小精明，又能有多大意義呢？
如眾所知，專制統治者需要建造一個龐大的謊言系統，用以欺騙人民，控制人民；但與此同時，統治者又必須使自己洞察一切，免於被自己一手造成的謊言所遮蔽。精心製造資訊的不對稱是極權統治的看家法寶。在《一九八四年》裡，每個房間都裝有一部閉路電視，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處在「老大哥」的監視之下。「老大哥」能看到我們每一個人，但是我們誰也不能看到「老大哥」──除了他公開作秀。我們彼此也不能在「老大哥」的監視之外互相看見。這當然是極權社會的理想狀態。現實的極權社會總不可能如此完美。首先一條，國家大，最高領導人自己根本看不過來，管不過來。因此他們不得不任命各級官員充當耳目代為查看，他們自己則依賴於下面的匯報瞭解全局。但這樣一來，他們也就有可能被自己任命的下級官員所欺騙。於是就有了許許多多微服私訪的故事，有了像溫家寶深入基層，突破地方官員的封鎖，「頭也不回地走進未經安排的老鄉家裡或田間地頭」的美談。
應當看到，像微服私訪，突破地方官員欺騙隱瞞一類故事，多半是專制社會的產物，封閉社會的產物（「微服私訪」還常常是影視傳播不發達的前現代社會的產物）。在開放社會，在民主社會，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有反對黨，各級政府的錯誤缺失你想看不見都不行，哪裡還用得著你費那一番心計？問題是，為什麼朱鎔基、溫家寶們總是寧可受騙失察，寧可費那番心計，卻就是不肯開放新聞自由呢？如果《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也向自己提出這樣的疑問，恐怕他們就不會對溫家寶們讚不絕口，而只會憂心忡忡，甚至深感恐懼了。
中國農民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制度的問題
顯而易見，中國的所謂三農問題絕不僅僅是部分官員的腐敗所致，也決不是靠著中央政府充當青天大老爺所能解決。中國農民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制度的問題，首先一條就是缺少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問題。離開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去解決農民問題，充其量是恩賜，是治標不治本。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農民，吃言論不自由新聞不自由的苦頭還少了嗎？正因為中國農民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所以才有大躍進時期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的空前災難，所以才有文革後期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邊緣的危險局面，然而，中國人民付出了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更為慘重的代價，卻仍然沒能換得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只是換得了專制政府的一次次的政策調整，對農民而言，充其量是「坐穩了奴隸」而已；對權勢者而言，無非是「讓我們有節制地壓榨他們」而已。只要新政策略見成效，馬上就又有人為專制政府歌功頌德，從而繼續幫助一個作惡多端，捉襟見肘的專制制度精益求精，益壽延年。
關於中國農民問題有三句話我很欣賞。一句是李昌平的「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這句話告訴我們中國農民的現狀。一句是秦暉的「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這句話和毛澤東那句話「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相對，指出農民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還有一句是於建嶸的「讓農民自己說話」。按照於建嶸，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是把權利還給農民。給人一條魚，不如給人一套釣魚的工具。由政府制定出好的農業政策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讓農民自己有發言權，能夠影響和參與有關政策的制定；讓農民自己能夠建立自己的組織，以便有效地採取集體行動，捍衛自己的利益。
從這份《中國農民調查》我們應該得出的唯一正確的結論就是，在中國，推動民主改革實在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實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結社自由是當務之急，無論如何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轉自《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