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期冀著真正的自由，去我們想去的地方，做我們想做的工作，擁有我們想要的朋友」、「最初，我認為我的生活沒有任何機會了，但後來我意識到另類需要成長並融入社會。我們的文化要求我們必須消除我們粗糙的棱角，變成另一種場合的人」，《時代》週刊引述著春樹和滿舟的話，論證作者的「另類說」。
以身穿黑皮夾克、朋克元素十足的中國少女做封面，《時代》週刊很少為之，這是一種社會風向標？
北師大社會心理學博士宋振韶說，社會風向常常是媒體和社會互相影響的結果，就此事而言，也許是《時代》週刊擴大了事實的本相。
不以為然的人認為：這是西方記者一貫的邏輯，叛逆的，非主流的，與官方傳統相對抗的，他們就會認為是好的。
不管是誰的邏輯，西方人手裡拿什麼樣的尺子，「80後」內心的吶喊，自我生存的表達還是讓人為之側目。
春樹，2000年從北京某高中輟學，開始自由寫作。熱愛搖滾，熱愛朋克精神，熱愛詩歌，熱愛小說，熱愛魯迅。曾在「高地音樂網」為捍衛詩歌的榮譽而與幾十人舌戰一週，曾經在北師大的詩歌朗誦會上怒斥眾多大學生和研究生，曾經……已出版小說：《北京娃娃》、《長達半天的歡樂》。
有人這樣描述著她：在聽音樂和看電影時會哭，喜歡虛榮，還有一切虛幻的感覺，天天都塗香水，輕陷在柔軟如天鵝絨的床單上，顫抖。她喜歡名牌，喜歡被人愛，喜歡門口貼著五星或者更多星的賓館。
儘管春樹自我感覺文學就像一個造夢工廠，可文化批評家朱大可認為，他們只是一些被商業激素催熟的果子，只能反映市場繁榮，不是文學繁榮。
而宋振韶認為，爭論是市場還是文學沒有意義。判斷其究竟給我們帶來什麼信息，比判斷其是否屬於文學作品更有價值。看這些作品，有助於瞭解這群少年的所思、所感。
立交橋、午夜飛行、放蕩不羈、PUNK、地下搖滾……北京越來越像文化巴黎，茂密的水泥森林裡，再奇異無比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同類。很多人擔憂的不單是春樹這個「北京娃娃」，而是湧流在都市各個角落的「北京娃娃」群落，他們形成了自己的亞文化圈。
有評論家這樣認為：那裡的人冬天都穿背心，當然當然，幾百個憤青撞來撞去，熱啊。在一些人心安理得過著安定團結的美好生活的時候，另一些人在開心樂園之類的地方互相安慰，憤怒、歡樂、放縱、迷惘地度過著青春，建立地下文化，形成亞社會和秘密的感情方式。在這裡，北京娃娃們默契地相遇、笑著打招呼、在人群裡擠進擠出、喝三塊錢以下的啤酒，最後作鳥獸散或者找個地方苟且一下。
有人直言：「80後」提法荒唐，80只是一個時間刻度，應該正視的不單是「春樹現象」，而是「青春現象」。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在上世紀60年代、《香港製造》是在90年代、《關於莉莉周的一切》是新千年以後，這裡面的青春殘酷並沒有因為年代的更替而改變。
「80後」是流淌著「一種令人恐怖的血液」的青少年，他們的青春充滿著殘酷和掙扎。什麼是健康積極的青春？穿上道德外衣的青春才是？為什麼這群孩子孤獨、困惑，會患肌膚飢渴症，神經質擴張起來無法自癒，甚至依賴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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