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是發生在人已經失「本」千餘年這個人文背景上，它不能或來不及顧到「人怎麼會喪失自己的這個回答----單講物質的人不存在喪失不喪失，得從某種條件裡才談得上喪失，這個條件就是人文，即意識，人在對自己的把握裡對自己有所喪失。「以人本為」這個思想是以人已經喪失了自己的「本」為條件而言的----這可看出：這個命題只能還歸於人的主觀世界，只有在人的意識運用裡才可能發生對「本」的喪失----如果不是喪失了「本」，又何談什麼復歸呢？因此，從教父時代到黑暗時期的終結，是人喪失「本己」的千餘年。由於人「本」復歸只能發生在一個已經喪失的背景上，人們就只能忙著復歸，來不及對人本喪失作出機理揭示，沒有機會澄清「人本」的喪失是進化之路上所不能逾越的一定階段----「人本喪失」是「文明」的一定階段。
因為任何純「本」性事物，蘊含的都是無變化，沒有喪失可供考察。只有在變化裡，比如在「文明」中，才可能有「本」的喪失或異化，因為人的「明（即意識）」是由「文」所致的後果，所以在「明」裡，有一部分「本」並沒有被「文」確切地反映，所「明」的並不直接是「本」，而是他物。《論「本」（中）》就專門回答這個問題的。我們定義：「『本』就是事物之『是』該事物」，這是不疑公理。「事物之『是』該事物，是其自身的絕對同一」，絕對同一性裡哪來的向「本」的復歸？所以社會提出「人本主義」或「以人為本」，就是社會意識到人的雙因子性，才有個向「本」的復歸：這樣，我們就建立了自然之品的人是「是人」；運用意志的人是「做人」，這個人的雙因子模型。人之「是人」不存在喪失關係，只有在「做人」的條件下才有「本」的喪失，才可能發現這種喪失，而後才可能發生向「本」的復歸。
至此，我們便有理由向一切關心中國事物的人士呼籲：僅僅「人本主義」這個概念就告訴我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不是絕對可靠的----如果實踐真有那樣的可靠性，就絕不會有中世紀！難道從教父時代到文藝復興的歷史不是人類實踐史嗎？難道在共產黨黨校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前的中共歷史不是實踐史嗎？這一命題的完備表達應是：後來的實踐是檢驗先前實踐是否是真理的標準。
因此《論「本」》所要闡明的是：「人本」的喪失需要----實踐條件，能處在實踐中的人，是已經文明瞭的人，只有在實踐中，（即應用自主的能力之條件下）才可能發生對本的喪失。可見----所謂喪失，是指在主觀能力裡的喪失。
「人本」喪失的條件就是，並且只能是----「文明」。
它告訴我們：只有在「明」裡，才有未被明的東西。該予以「明」的，卻未曾能被「明」，謂之為喪失。只有先文明，而後才有實踐----服從「明」的生命運動（有目的的）才可能算實踐，因而實踐或文明是人類喪失「本己」的必須條件。
若人還未曾文明，處在純動物的水平，也就是它的「本」的水平，它的能力還叫「本能」，哪裡還有「喪失」可言？文明，意味著人通過外來的「文」造成了對世界對自己的「明」。所謂喪失就是「未明」，也就是說用來「致明」的「文」尚且未能達到或偏離了我們的「本」。當然「文明」也是人向「本」復歸的條件。「人本」的喪失與向「本」的復歸都是文明所造成，但它們卻是不同的文明進程。人類若不完成對自己能力的梳理洗滌，就弄不請這裡的關係----人類的能力----即我們的意識機能，是一個極為複雜微妙的構造，但在感覺上卻又是單純唯一的。----我們只有憑著感知（經驗）才能達到自己，可是只有通過「文（概念）」我們才能將「感」變為「知」，那用來感知心外對象的也是這同一個能力，因而我們的「知」就受到知識中介的限制；當我們莊嚴宣誓說：「一切聽從黨召喚」，「為黨的事業甘腦塗地在所不惜」時，其實我們的心靈只知外在對象的「黨」，至於那「黨」是個什麼東西，它從哪裡獲得對人的這種駕馭資格的？是什麼力量讓人知道「黨」的？那力量在哪裡？力量本身的存在需不需要條件？
---這些並沒同時進入知覺----其實只有感知力量的首先存在，它才能聽從召喚，感知力量的存在的必須性就與誓言陷於不可克服的矛盾。這種關係卻並不進入感知，因而人的自覺性就總是被心外對象牽著鼻子，異離本己也不得知。
公元390年德奧菲羅斯主教毀滅亞利山大利亞一個圖書館；415年西裡耳教長唆使基督徒異常殘忍地殺害數學家希帕西亞；1600年宗教裁判對布魯諾處以火刑……他們並不感到自己的行為是犯罪，是對文明的反動，還自豪地認為自己是與異端邪說作英勇鬥爭呢。當毛澤東說「林彪是個娃娃」時，只受要證明林彪尚不成熟，不懂政治這個心理目的的驅駛，正像他題寫「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劉胡蘭）和「此人（雷鋒）還懂一點辯證法」時，只受要全中國把他們當成榜樣的心理所鼓動，來不及想想這才是些真正的娃娃，他就犯了把對成熟思想家的評價加在娃娃們身上的錯誤，他就不知自己已陷自己於深刻矛盾之中了。
只有這樣的矛盾所導致出的普遍危機，才迫使人們把許多同質的經驗事實當成認識對象，從中發掘所包含的普遍因果關聯的。從許多許多的類同事實裡，人們才終於發現：在經驗裡人們只知去追逐對象，往往就喪失了對自己的把握，把自己從自己的心中扔掉了卻還不知道，從而才能發生人本主義的回歸進程。
如果人還沒達到文明，則只有本能。「本能」即原「本」之能，那麼，原本之能就只是「原本」，像動物、嬰兒，能力與「本」處在無間同一中，「本」未曾丟失當然也就談不上向「本」的復歸，還處在連「知」都不能的階段，又何談復歸呢？只有在「原本」之上派生出一個主體的能力，先完成了能力與本原的分離----且只從能力的角度來看，才可能反觀到自己的「原本」。我們的理論是：是文明造成了人本、人性的喪失。
因為，「明」是「文」在人身上造成的一種後果，那麼被明的對象就總要經由「文」的環節，這個環節必然有對人的限制，而後才能發生對這一限制的識別。像人類早期的多神教時期，巫術時期，整個中世紀的歷史，共產主義的歷史……都是一種純粹概念意義的「明」----沒有可靠對象的概念所導致的「明」，你可以試著為神、上帝、為共產主義……去尋找對象，看它們到底有無確實客體，就明白它們原來只是些空概念，沒根，沒本。但只要它們進入理性，就被我們賦予與有客體對象的概念相等同的可靠性，它們的功能就能引導我們到一種無「本」的明上----因為它們也是可加意識、可加理解的，也是一種明，不過只是一種只有概念沒有客體對象的理解。大多數的研究，學術將之稱為異化。一句話：語言文字是人類文明的條件，只有在這個條件下，即在文明的進程中，才發生並必然要發生人本的喪失，在喪失之後又將發生對喪失的發現與向人本的復歸。
從這一節的敘述中，我們得到一個什麼結論呢？
1、只有在人的主觀能力裡，在主觀能力的運用中才談得上人本的喪失；
2、所謂文明是說客觀的動物具有了能動的能力，這一能動能力的應用即文明，所以人本的喪失是文明的一種表現，當然它將被進一步的文明所克服；
3、人本的喪失發生在文明的經驗階段，人因能感知而只去追逐經驗對象，結果喪失自身的；因而人本的喪失是文明的經驗進程所導致；
那麼，向人本的復歸又是什麼進程呢？我們馬上就進入這一研究----
二、向人本的復歸是個認識進程
本節的任務是區別：人的本己喪失是由於經驗直觀，經驗的直觀是經驗者直接指向對象，而認識卻是把直觀獲得的經驗當做反觀的材料，從中抽取出它所包含的因果關聯。因為人只有運用了概念才能去經驗，人就得被概念所牽引，概念就可能把人引離自己的「本」。人能感知自己，但不是感知自己的「本」，「本」只有通過認識才能發現。本節要闡明：人向本己的復歸卻不能靠經驗直觀，而是把經驗直觀當成對象反過來加以識別，人直接去經驗相當於「想」，對著經驗發生的反觀卻是「思」。「思」是人的主觀能力中的不同於「想」的另一能力----是認識行為。
我們說過：人的能動能力是一個複雜結構，在感知上卻是同一個：無論感知宇宙事物：天上的雲，地上的山，水裡的魚……還是自己身體的生理過程：酸、麻、痛、痒……或者心靈的喜、怒、哀、樂……還是去憑空想像牛鬼蛇神……都得用概念。
科學的對象雖是些不依意志為轉移的客體事實，但這些事實能為心靈所理解，卻非要通過心靈創建的概念不可。我們務必得清楚----
按照概念才有人的心。
因此，心除非別活動，它一活動都是服從概念。人總感覺是自主的，覺不出自主本身就是在服從概念。人被任何對象所激活，都是在概念條件下的激活----這是人的直接經驗，因而能進入我們心靈的就都是對象：只有被概念描述了才能進入。就連我們之知道自己，我們說「我」，也只是把「我」或「自己」這些概念加到感覺上。所以，若不取反觀立場，人就只能被概念牽著鼻才子而不知，只去追逐對象，分不出追逐與反觀，往往把天然東西與心理東西混攪不分。且不說上古的形而上學者不能區分先驗與經驗----如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就染有擬人觀；即使到了今天，我們的理性經受了科學的一再洗禮，卻仍舊頻頻地犯著這類錯誤。不說一般民眾，那些嘴上掛著我們是「精英、學者、教授、作家」的人士，行文中也大量出現：失誤、迅猛、騰飛、迷思、龐大、關愛、拚搏、精彩紛呈……等等公母不分的錯誤：其實「失」、「迅」都是空間描述，而「誤」、「猛」卻是人的心理；人心所能犯的只有錯誤，不是丟失；而發展是速度，速度可以有快、較快、很快，迅速，長足的發展……實在與猛無關；「猛」呢？其前可加「英」加「凶」，其後可以補「烈」；騰與飛都是行為，一個是上下，一個是平行，可以騰達，可以飛騰，卻不能騰飛；若「迷」了就不能思，在思就未迷；龐就是大，只是多了一點形態性，無論是代表團，還是陣營，都只能說強大，而不能說龐大；……-
---可別小看了這些錯誤，從語法學看，只是個麼實輩壞保(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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