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訪村」把我嚇了個半死
李昌平原是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二○○○年曾向朱鎔基寫信反映農民在苛捐雜稅下悲慘的生活。後來，李昌平被迫南下深圳打工，二○○一年受聘任北京《中國改革》雜誌的編輯（最近已辭職）。由於出了名，許多上訪者經常到北京找他。李昌平最近撰文，使人們瞭解到「上訪族」的非人慘況：
那些千里迢迢來北京上訪的人，他們向我訴說他們的冤屈，希望我能幫助他們，但更多的人只是說給我聽聽，只是想見到我。我仔細地傾聽每一個上訪者的訴說，勸慰他們受屈的身心，這是我惟一能做的。他們中間百分之九十的人我是無能為力給予幫助的，當我告訴他們我無能為力，並希望他們不要上訪，希望他們「記憶過去，藏在心裏，面向未來，重新開始」時，他們中的很多人儘管很失望，但他們臨走時都流著淚握著我的手，感激地對我說：李編輯，你是惟一的一位認真傾聽完我們訴說的幹部，你多保重啊！每當上訪者失望地離開我的辦公室時，我的心裏就特別地無奈和難過。
北京的一處火車站，是進北京上訪者最集中的一個地方，上訪的人自己稱之為「上訪村」。我的心常常連著這處火車站。那裡有三五元住一晚的「旅館」，夏天，住不起「旅館」的人就棲身在樹林裡，不少人為了躲避蚊蟲的叮咬，不得不在身上蓋上厚厚的一層沙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訪村」看望一個人，誤入他們的「掩體區」，踩著了幾個上訪者，把我嚇了個半死。
在上訪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老上訪戶，他們靠「打工」或乞討來維持他們的上訪，最長的上訪戶上訪了四十二年。很多上訪戶想回去，但他們回不去了：他們擔心回去後受到打擊報復，我所知道的因為上訪而坐牢的農民不下百人，至於被駐北京的地方便衣警察抓回家拘留的就更多了，很多人因此走上終身上訪之路。
上訪的人雖然無助，雖然來自不同的地方，但他們都能很快融入「上訪村」，很快能團結起來。二○○二年北戴河會議期間的一個晚上，很晚了，我突然接到「上訪村」打來的一個電話，要我馬上去他指定的地點，那語氣幾乎沒有商量的餘地。和我見面的有三個人，都是「上訪村」的人。他們急切地告訴我，將在後天採取行動，以抗議信訪部門的不作為。我大驚失色，轉而傷心落淚起來，我對他們說：來北京上訪的人，都是一些無助的可憐人，都是一些有冤在身的窮苦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當家人，你們不能帶這些人走上絕路啊！
「上訪村」常常引發我很多的思考。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有了兩千多部法律，農村鄉一級有了法庭，但上訪的人卻越來越多了，問題出在哪裡呢？上訪本來是合法的，但很多地方動不動就對上訪者採取拘留、關押的非常手段，這會不會造成上訪者走極端呢？無數的上訪者捍衛一百元的權利，卻要付出一萬元的代價，逼得很多的受害者成為肇事者，維權者成為犯法者。我特別想說的一句話是：「尊重弱者的權利，讓我們來一次和解運動吧！ 」
孩子在拘留所生殖器被割
在河南的一個鄉中學，有一個農民的孩子失手把一個鄉長的孩子打成輕微傷，鄉長利用手中的權力將這個不滿十六歲的農民孩子送進了拘留所，在拘留所裡這個孩子的生殖器被人割了。孩子全家開始了抗爭。可是，這個農民的孩子在討回公道的路上已經耗費了全家人三年的時間和家裡所有的家當，這個農民孩子的姐姐在為弟弟討公道的過程中遭人暗算也付出了無價的代價。可是，三年過去了，官司一審打到二審，二審再到重審，維權之路是那樣的漫長，希望是那樣的渺茫。好多的時候我都勸那些有理無力再打官司的人們放棄，所謂「君子維權，十年不晚」。我知道我的話是屁話，讓那些貧困的人特失望，但我知道如果我鼓勵他們抗爭下去，那些人的一生將就為一個無法實現的目標所耗盡。
拒收記者捐錢
看看大陸某刊記者塗名筆下的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訪者：
上訪者不難辨認，他們除了衣衫不整，灰頭土臉外，還經常或背或挎?一個大包，裡面裝?他們視為「第二生命」的上訪材料。
上訪者的生存狀態，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常人難以想像。
「旅館最便宜也要八元錢一宿，但幾個人合租平房，平攤下來有時只要二元錢一晚，再說旅館也不願意讓上訪的住，派出所下通知，哪家給上訪的住就要罰哪家的款。」有過十一年上訪經歷的梁淑芹說。梁淑芹五十九歲，她遞給記者一份印有吉林江北機械廠領導落款字樣的材料。
黑龍江的劉成告訴記者，條件好點的租住民房三元錢一晚，每間房都搭有上下鋪，高峰期一間房住過二十八個人；條件差一點的自己搭棚子，木板、油毯、塑料、涼席，這些從各處拾來的東西都可以成為棚子的原材料，棚子的大小通常以一個人能蹲著鑽進去，然後能躺下為準，裡面墊些草或者鋪棉被；也有人向地下挖掘，做成窯洞，東莊西南鐵路邊的一小片林地裡，就被挖得溝溝坎坎。
路邊的棚子常會遭到城管的突然襲擊，拆了搭，搭了拆，週而復始。
三伏天的正午，兩三塊磚頭搭起爐灶，上面架著人家廢棄的盆或桶，煮沸的泔水上面漂著半塊饅頭或包子，每一樣都是拾來的，做飯的人解釋，每一個自搭的小灶臺都放著塑料油瓶，每一個油瓶都是空的。記者放五十塊錢給其中一個上訪戶，上訪戶的主人跟?記者一路追過來，不肯收，在推拉的僵持中，她不停地抹眼淚，哭出聲來：我們不要錢，我們只為討個公道。
大多數以拾破爛為生
這些身無分文的上訪者，大多數以拾破爛為生，凌晨四點起床，從到站的列車上拾瓶子和被乘客扔棄的食物。
也有人在車站附近賣報紙、賣地圖，總之各想各的出路。
六十二歲的郝文忠告訴記者，在她上訪的十九年中，被收容過一百九十七次，被關進精神病院十七次。郝文忠說自己不習慣過離開了上訪村的生活，不習慣跟上訪村之外的人打交道。
湖北的孔凡強擋住攝像機的鏡頭，問我們是哪裡的記者，如果是外國的記者是不允許拍攝的。我們問為甚麼，孔凡強扯住衣角擦了擦汗說，家醜不可外揚，有再大的冤屈也不能出賣國家出賣黨。
同去的攝像記者背過身去流眼淚，事後他告訴記者，當他看到那些上訪的人風餐露宿，在烈日下用廢棄的鐵盆煮著撿來的茄子、豆角，他們因上訪變得窮困不已，他們不遠千里萬里來北京，他們四處上訪，訴說冤情，但在他們的心裏，愛自己的國家仍然是最神聖的，這些上訪的人樸實地愛著自己的國家。
「臭上訪的」是社會給上訪人的稱謂，河南的紀小妮說她受盡了嘲諷和白眼，上公共汽車，車上的人捂著鼻子，沒有錢坐車，售票員就把她推下車，車沒有停穩就被推下了車。還有一次在二十二路公共汽車總站，紀小妮想省下錢印材料，但售票員一把搶過她手上的二十多元錢，把她推下車。
處處遭歧視
紀小妮黯然神傷，好像我們這些上訪的要賴在這個世界上一樣，好像我們不應該活在這個世界上。吉林的梁淑芹說，我們也是有冤才上訪的，我們是用正當法律的手段洗清冤情，這有錯嗎？
六十三歲的劉桂榮是瀋陽市大東區洮昌辦事處下屬企業的一名退休女工，一九七六年因為工作被高壓電燒傷，失去雙臂，之後與丈夫離婚。
劉桂榮是為了恢復自己的工傷待遇到北京來上訪的，她住在上訪村的棚子區，床是上訪村的人替她搭的，到了晚上上訪村的熱心人替她蓋好被單，早上起床又是上訪村的人扶她上廁所。
我們在棚子區採訪時，劉桂榮正在用嘴咬著筆頭寫材料，她告訴記者，上訪村的人挺照顧自己，為了不過多地麻煩別人，她盡量少喝水，少吃東西。
吳傳榮保存著一份複印的中辦國辦人民來訪接待室二○○○年四月十八日發的通告，其中的兩條內容是：一、各地駐京工作組和來京工作人員今後不得在中辦國辦人民來訪接待室門前及附近路口攔截、盤查上訪人。二、自五月八日起，各地要撤走在中辦國辦人民來訪接待室門前及附近路口的工作人員和車輛。
顯然，這份二○○○年的通告並不能杜絕「截訪」（發生在信訪站上訪者被截的現象），上訪者經常處於東躲西藏的狀態，露宿街頭和自搭窩棚的人已經接近半麻木，有的人甚至被遣返過上百回，那些租住民房、境況稍好的上訪者，對外來的陌生人也異常謹慎。
替人出頭反被判勞教
黃淑榮的家鄉黑龍江省綏棱縣寶山村是一個靠近小興安嶺的邊遠山村，在寶山村很多村民都反映了土地承包和地方幹部腐敗的問題，黃淑榮說：「在第二輪分地的時候，村裡出現很多外來人口，一些村和鄉鎮幹部把親戚、朋友的戶口從外地遷到了這個村，他們在別的地方分地之後又在這裡分地，反正這些都是我們不認識的人，他們來這要的地不少，這樣就把我們應分得的土地擠了很多出去。」
黃淑榮向綏棱縣信訪辦反映的第二方面的問題是村幹部腐敗的問題，當時任綏棱縣信訪公辦室主任的吳玉芳介紹說：「她第一步上訪的時候反映問題十幾個。」當時任聯合調查組組長的綏棱縣紀檢委監察室主任張名貴證實說：「黃淑榮反映的人口問題、幹部腐敗問題、土地問題，我們查實是十一項。」
反映問題的行為是正當的，但黃淑榮卻多次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共二百一十天。「在床上一綁就是十個八個小時，我都尿在床上，在精神病院很壓抑，隨時會挨打。」
在一些地方官員特別是基層幹部眼裡，群眾上訪無異於洪水猛獸，給地方抹黑，損害領導形象，所以，一旦他們認定構成「纏訪鬧訪、越級上訪」，就必然要採取斷然措施予以嚴懲。
黑龍江省寶清縣十八里鄉十二里村的七十二戶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當權者深知，自己的所為已違背人民意願和法規，為保住烏紗帽，他們選擇了欺騙上級、堵塞言路，若有人告狀就送公安局，甚至還帶人多次抓上訪人，若得知有上訪者便向其家屬索要二千五百元保險金，並威嚇如不交錢就判三年刑。
山東招遠的陳學坤和妹妹討債討進了監獄，她的丈夫為她們上訪，被當地信訪部門王某打斷了腿。陳學坤出獄後，反過來為丈夫上訪，招遠的車跟蹤到北京，強行把她帶上了車，車到天津，她還是以上廁所為名設法跑了。之後，當地有關部門更是三天兩頭到她家裡查看，但不久，她還是再次到了北京，不過是沒有從招遠上車，而是翻山越嶺，繞了個大彎子從煙臺坐車到了北京。
余蘭芳是湖北省咸寧市通山縣大路鄉塘下村人，今年五十四歲。塘下村村幹部向農民每人攤派二百元，集資四十萬元在村小學蓋了教學樓，由村幹部的親戚包工承建，結果成了「豆腐渣」工程，根本不能使用，余蘭芳激於義憤，到處奔波上訪，受了一肚子氣，結果只換來村支書和村主任辭職，「豆腐渣」大樓的問題根本無法解決。
余蘭芳在此役中獲得農民信任，於二○○二年十二月當選為村委會主任，但舊幹部不甘心失去「天堂」，處處刁難，而鄉政府是包庇舊幹部的，余蘭芳為查賬和減輕農民稅費，從此走上了上訪不歸路，結果被縣、鄉打成「黑社會組織者」，縣裡出動大批干警，拘捕余蘭芳，並判處行政拘留和勞動教養。縣公安局還拘捕了其他幾個村民。
工傷導致殘廢天安門自殺未逐
周佳豐是巴東縣野三關鎮人，中學畢業後到咸寧地區林產品工業公司打工。一九九六年，林產品工業公司承包了秭歸縣卜文公路上和坪段工程，公司讓他搞工程爆破，講好每月工資一千元，包吃包住。當年十一月，他正式上班，一直堅守崗位，勤勞作業，但公司卻幾乎每月都拖欠他工資，到一九九八年一月，已總共拖欠四千一百四十九元。
一九九八年二月的一天，工地負責人李和平以工程指揮部要求在三月八日交路為由，以扣發工資相要挾，要求他在三月五日前完成爆破。他不得不加班加點地工作。三月二日，在天降大雨、他患感冒的情況下，李和平仍強迫他帶病上班。不幸發生了，在擴炮中，他左手雷管起爆，整個左手當場被炸掉，身上多處受傷。雖然保住了生命，但落下了終身殘廢，失去了生活能力。
出院後，他找到李和平要求賠償，併發放拖欠的工資，但被拒絕。無奈之下，他於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向秭歸縣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遞交了勞動仲裁申請書。八月二十四日，秭歸縣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在被訴人咸寧地區林產品工業公司未到庭的情況下，缺席裁決被訴人補償周佳豐工資、住院費用及兩年的經濟補償金等共計三萬一千四百零三點一五元。追討了很久，還被拖欠一萬七千元。
在往返奔波中，面對一個個冷漠的面孔、一句句刺心的話語，他心力交瘁，萬念俱灰，真不想再苟活於人世。二○○二年年初，他到北京上訪。二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服安眠藥自殺，因及時發現被救治。
三月十三日九時五十分，周來到湖北省政府大門前，再一次吞下一瓶安眠藥自殺，經搶救脫離危險。在病床上，他從包裡掏出用毛筆寫的大字報：因工致殘，無人問津，找這不理，找那不應，行程三萬，希望渺茫，合法補償，何日兌現，隻身殘體，如何生存，時逾四年，仍無音訊，天理何在，青天何在，道義何在，公平何在？一萬七千元到此才給了他。
「三個代表」安在哉？
這些走投無路的中國人的慘況，實在催人淚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不知道是如何代表他們的！
(2004年2月前哨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