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會上，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元老人士，對胡、溫新領導班子一年來的工作，予以公正、客觀的評價。九三學社中央名譽主席吳階平說：胡主席要挺著，要頂住。吳階平重複了三次「要挺著，要頂住！」
會上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元老向胡錦濤提出了十多個疑問，部分如下：
＊共產黨為什麼貫徹以法治國、樹立憲法權威進程會這樣波折、艱難？
＊為什麼中央反腐敗鬥爭工作展開了十四年，情況還是這樣嚴峻，社會反映這樣強烈？
＊為什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外人士不能擔任中央部長和地方政府的正職？
＊為什麼近十多年來，人民對共產黨和政府的意見仍然很強烈？
＊為什麼中央已經知道社會發展和現行體制不適應，但立法改革卻十分遲緩？
＊為什麼中央已通過決議，領導幹部要公布個人和配偶子女的財產狀況，但至今還不見實施？
＊為什麼幹部體制的終身制反覆都不能改變？
＊按目前政府幹部體制，至二OO五年，政府每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將用於支付在職和退休幹部的薪金和退休金，屆時，政府豈不將處於長期負債的狀況？
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提出：為什麼毛澤東極左思潮至今還有人鼓吹？被刺痛了的曾慶紅立刻說：請韓主席具體舉二例！
韓啟德當即舉例說：最現實的，當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和農業、農村、農民處境這兩個問題，都是「先破後立、不破不立、只破不立、破了立不了」的極左思想指導下造成的。
接著，韓啟德反問曾慶紅：本人很想求知，為什麼城市市民、職工，農村農民、幹部示威、遊行、請願情況持續發生？是市民、職工、農民的政治思想覺悟不高，還是他們應有的權利受到損害？如果連這個主次、是非都難區分，那麼坐在領導位子上，就會不安了。
出席座談會的成思危、王光英還質問曾慶紅：前一階段有人提出，當前主要宣傳三個代表思想和十三屆四中全會，而貶低鄧小平理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制訂的路線，還提出建國以來都體現出了三個代表思想，這究竟是在搞什麼鬼？
王光英還說：我有個建議，曾副主席到社會中走走，聽聽社會反映，要比空談三個代表有用得多！
曾慶紅面對與會者質詢，理屈詞窮，只好自我解嘲地說：我堅信人民、堅信黨、堅信馬克思主義、堅信歷史會來作答！
主持迎春座談會的賈慶林，曾多次插話，為曾慶紅解圍，要求發言者能回到會議主題，並強調會議主題的重點是新的一年的工作和任務。
王光英、周鐵農、孫孚凌、王文元等當即駁斥賈慶林：什麼是主題？主題就是當前突出的問題、積壓的問題、社會最強烈的問題，會議應該講真、講實、講心、講明，才有意義。搞形式主義、教條主義一套誤國、誤事業，還要堅持下去？
會議的高潮，是群起攻擊「大家長主義」。與會者紛紛提出：幹部體制改革刻不容緩，不能再搞形式主義、大家長主義一套（在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大家長」已是江澤民的代名詞）
王光英、成思危、羅豪才、吳階平等提出：一部分在位的中央領導層成員、地方黨政一把手的幹部，無才、無能、無德，民望很差，作風浮誇，搞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搞地方「首長工程」，個人和家屬在經濟上、生活上都有不少問題。像這樣的幹部，哪有威信，哪有社會基礎，哪能搞好工作？
會上更指名道姓地直接點出了賈慶林、黃菊、李長春、賀國強、陳良宇、王兆國、劉淇、俞正聲、陳至立、廖暉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中央部委領導人的大名。
王光英、成思危還說：這些人如放到黨內或社會上評選，肯定是通不過的。好的評選幹部機制要實施，首先要解決好黨內民主機制，不能允許「大家長主義」佔上風。
賈慶林處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窘境，不得不為自己辯解說：個人和家屬的問題，中央是清楚的。錯誤、失責是有的、是難免的。賈還表白：個人也曾向政治局常委會提出過，不宜進常委會，後來（指十屆一次人大）也曾提出：為了黨的集體，隨時願以健康理由退下。
會上，大家紛紛質疑曾慶紅在全國大搞三個代表「一片紅」的做法。黨外人士指出：三個代表思想應當是對執政黨、政府、政法等各系統考核的準則，應當是人民群眾鑑定政府、政法系統合格不合格，鑑定領導幹部稱不稱職的準則。如果能體現已經實踐三個代表思想，人民群眾會給予評價的。把三個代表思想作為理論創新、理論發展，那就不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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