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大飢謹之後的1964年，懂事的時候，文革已呈癲狂之勢，記憶裡最早、最可怕的事是聽村頭高音喇叭的聲響。喇叭一響，母親便會嚇地臉色蒼白、雙手發抖，菜刀切著自己的手指。母親會指使我:去看看，是不是又要開批鬥會啦。我常常跑出門去，不用到門口，立即就會驚惶失措的跑回來，後面跟著一幫被當時的老百姓稱為「文攻武衛梆子隊」的人，他們是來揪鬥我爺爺的。
我的家鄉在青島遠郊，大沽河的東岸，膠濟鐵路的北側。整個內戰時期一直是國共兩黨精銳軍隊激烈爭奪的戰略要地。1947年秋，我爺爺開酒館外出要賬，因為喝醉了酒躲避不及被國軍抓了壯丁，三天後在老鄉幫助下逃回家來。這本來在也算不得甚麼太大的罪過，因為常年戰亂，家鄉兵匪如毛，有的人甚至共軍、國軍、皇協軍還有叫不上名堂的游擊隊統統幹過，村裡沒有當過兵、沒有歷史問題的人就像玉米地裡的高粱一樣，分外現眼。爺爺他們反而「泯然眾人矣」。
可偏偏我父親是村裡最大的走資派──大隊書記，雖然此時已經拱手交權，造反派為了「鞏固勝利果實」，不能不拿我爺爺的「歷史問題」開刀，意在批臭老子，株連兒子，將我們李家永遠趕出沙梁村的「政治舞臺」。
知識界人士印象中的農民形象一直是憨厚、樸實、最多再加一些頑固和愚昧，其實，在那個泛政治化的年代，即便是農民，一旦與權力和政治有染，也立即會變得陰狠狡詐、歹毒凶殘。因為父親為人清廉，年輕能幹，群眾威信很高。他們沒辦法搞倒我父親，只好在我爺爺的問題上做文章。
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爺爺的問題突然升級，由歷史反革命變成歷史、現行雙料反革命。原來有人告發我爺爺咒罵毛主席，這在當時是殺頭大罪，而且將株連全家。
爺爺是個瘦弱的老頭，個子不高，滿臉皺紋，咳嗦起來驚天動地，母親總擔心他一口氣上不來憋死。現在想起來他可能是得了哮喘病。我還記得村裡大喇叭一響，母親就臉色灰白，雙腿發顫，我就知道，又要開批鬥會了。每次開批鬥會，爺爺都會被揪到學校操場上的高檯子上，彎著腰，撅著屁股，脖子上掛著木牌子挨批鬥。
我還記得，即使是炎熱的夏天，爺爺開批鬥會也要穿著黑棉襖，母親說，穿棉襖，挨木棍時痛得輕一些。
指控爺爺咒罵毛澤東是比他當歷史反革命更冤的冤案。不管是抓壯丁還是自願參加，爺爺畢竟當過三天國軍，說他歷史反革命還有點因由（其實爺爺何嘗知道甚麼革命反革命），但說他咒罵毛主席用我們家鄉的話說純屬「沒有鹽做出醬來。」
我伯父五十年代參加了共軍，駐紮北京，常常幾年不能回家探親，爺爺想念兒子，酒後罵街：「當了八路連爹都忘了，甚麼東西!」
這本是抱怨兒子的話，十年文革，到了別有用心地人嘴裡成了罵八路，後來又成罵共產黨，最後變成罵毛澤東。
爺爺被誣陷為現行反革命，我們家好像一下子陷入了滅頂之災。在學校宣傳隊的姐姐被老師通知不准再演節目了，哭著回家告訴母親，我看見母親一聲不吭，臉色煞白，嘴唇咬出了血印子。後半夜，我在迷迷糊糊的睡夢中被一陣哭泣聲驚醒，聽到母親跟父親商量甚麼。性格剛烈、倔強的母親說：「當了反革命家屬，孩子們連地主的子弟都不如，不如一把耗子藥包到餃子裡，全家死了乾淨。」父親沉默不語，埋頭抽煙，在明滅的菸斗火光中我看見了他鐵青的、被痛苦扭曲的臉色。
我嚇得不敢發出一點聲響，緊緊咬住被角，只有5歲的幼小心靈一下子被巨大的恐懼吞噬了……
第二天開始,我拒絕吃任何東西,也拒絕跟母親在一起,我總是緊緊扯著姐姐的衣角,她走到哪裡,我就跟到哪裡。姐姐覺得奇怪，反覆問我，我閉口不言，這個差點吞噬了我的生命的關於恐懼的秘密，我一直保守了35年！
後來，雖經造反派反覆折磨、拷問，爺爺到死也沒承認自己罵過毛澤東，這頂反革命家屬的帽子也最終沒有給我家戴上。
母親多次說，你爺爺做了一輩子糊塗事，臨死的時候做了一件明白事，不然咱全家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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