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一個實行權威主義鐵腕統治的主權國家框架下，如何實現地區性的真正民主，在世界政治發展史上還缺少先例，權威的民主化研究也往往認為這並不可能。民主化必然是國家權力的民主化。換句話說，香港民主化的關鍵，在於北京。因此，無論香港民主化的訴求如何平和、低調，盡量不刺激北京，但是，北京對香港市民的遊行和訴求，最最感受到刺激，最最害怕，也最最頭疼。所以，從香港到北京，這是一條無法切斷的邏輯通路：香港市民提出了要求，請號稱『執政為民』的北京給出響應吧！
其實，不必那麼受刺激。一個大國的領導層，即使不喜歡民主，也不必像深宮裡的小娘子，見不得廣大的人群。七月一日，香港遊行了；七月九日，香港有集會；一月一日，又有大規模的遊行。這不是都很平和、理性、秩序井然嗎？這不是在行使憲法賦予的公民基本權利嗎？這不是人民在表達他們『當家作主的願望』嗎？中南海與其在這種事情上受刺激，不如在重慶井噴、河北礦難、遼寧爆炸這些事情中多感受點兒刺激，激發更多的『執政為民』的熱情和真誠，認認真真為老百姓解決這些真正的災難。香港民眾上街不是災難，不必要北京和它在香港的代理人如喪考妣吧？
因此，更不必害怕。現在香港有一種輿論，大多是什麼『港區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之類的人物放出來的，不外是說香港人越是上街爭取民主，中央政府就越害怕香港形勢失控，於是更加不敢給香港人民主權利。結論很簡單：你越遊行要求民主，你越不會得到民主。這種說法顯示，這些自以為了不起的『代表』或『委員』，總在心底裡看不起中央領導人，認為他們既懦弱又無能，不像自己是在香港徒手打下的萬貫家財，所以，就為了自己的利益，一個勁兒地在那裡嚇唬北京。他們不懂得，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固然不如這些『港區代表』或『委員』有錢（我們知道，這是這些有錢的香港人衡量人的價值的唯一標準），也可能不像他們那樣能潲幾句英語，更不可能像這些人物那樣有在美國、歐洲豪華度假的自由，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胡、溫、曾他們沒有見過世面，更不意味著他們不如這些『代表』或『委員』有能耐，也不意味著他們可以被這麼幾個香港地頭蛇嚇唬住。幾十萬人上街，那又怕什麼？
還是那句老話：可怕的事情天天在中國內地發生著，事故，礦難，爆炸，自殺，瘟疫，農民工討錢無門，官僚腐敗貪婪，這些東西，我相信，才是國家領導人必須戒慎恐懼、勉力以對的真正危機所在。香港就是今年七一再有五十萬人上街，我看北京也不必緊張。你緊張，要拿這麼多人當敵人，說得輕一點，那叫正中香港『代表』或『委員』們的詭計。想一想，中國共產黨自己的地方官員，有幾個不是為自己利益而是為黨的利益、全國利益著想的？等而下之，這些只認鈔票的香港統戰對象，就算地下黨員們在內吧，難道他們的說話是為北京著想不成？所謂『代理人』 從中謀取私利的問題，從來都是政治或管理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嚴重問題。我看，北京在香港應該害怕的，不是上街遊行的市民，而是這些戴著『代表』或『委員』 桂冠上下其手從中牟利的北京代理人。
對於香港市民上街及其所表達的訴求，北京感覺頭疼，這當然是難免的，也是應該的。既然『執政為民』，對這麼多民眾如此強烈的訴求，總要有個響應、給個說法吧？七一遊行之後，撤銷了『二十三條』立法，強化了中港經濟聯繫，這就是一種響應。當然，這種響應可能並沒有得到北京原來期盼的結果，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在區議會選舉中依然失利，元旦依然有大遊行要求『還政於民』。那麼，是不是應該進一步思考：為什麼這些代理人在選舉中失利？難道僅僅如他們自己所說是因為緊跟北京路線嗎？如果他們緊跟北京路線而有此失利，那麼為什麼不能要求中央調整路線？『單純經濟觀點』 的對策並不能得到市民在政治上的積極響應，為什麼還有人一味堅持『單純經濟觀點』？這難道僅僅是為了香港整體經濟發展，而不是為了某些人的私人經濟利益嗎？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究竟準備把北京的對港政策引導到哪裡去？既然溫家寶總理以民眾教育水平為是否實行民主選舉的最重要根據，在香港這個平均教育水平甚高的社會，那還為什麼不能實行普選？到了今天這個地步，中央政府如果對此還沒有認真的通盤的反省和大幅度政策調整，且讓我們看看香港回歸的七年之痒在 2004年如何總體發作吧。(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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