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四川成都一名弱女子深夜遭遇歹徒追殺，很多人目睹命案或聽到死者求救，但在慘案發生的整整一個小時內一個沒有人伸援、沒有人出聲、甚至沒有人報警。一位還開著門的店主害怕事情扯上自己，馬上關了燈，拉下了卷帘門。受害人最後在一條街的冷漠中被砍殺致死、橫屍街頭。歹徒最終搶走該女子的白色挎包，從容離開。
河南殺人犯黃勇，殘忍殺害二十五名中學男生,將屍骨埋藏自家地底。河南連環凶手楊枝牙，三年殺死65人，強姦23人。浙江省陳勇鋒，謀財害命，從今年2月到5月，連殺10人，並把受害者肢解滅跡 ．．．．．．
已經知道的類似案例還有很多很多。很多案件都是警察破案以後才被披露出來，因此，我們無從知道，實際上還有多少可怕的殺人案已經發生或是正在發生。
但最可怕的還不是這些個案本身，而是其背後反映出的問題。我們需要質問與思考的是，為甚麼那麼多人會見死不救？我們的良知在哪裡？為甚麼人性會那麼瘋狂？為甚麼同一個人能夠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殺人？我們的職能部門都在幹什麼？
也許，我們可以指責那些旁觀者的麻木與殘忍，但是，我們無法回答這樣的詰問：各人自掃門前雪，凶手把我殺了怎麼辦？面對此情此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像任不寐先生那樣勇敢地拷問自己：如果我住在那條街道上，我會挺身而出嗎？肯定的答 案大概不會太多。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毫無人性的狂徒，甚至是有組織的團夥，而我們每個個體又如此軟弱。因此，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們的社會狀況與管理狀況，真正的出路也在於是否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簡單說來，至少有三方面因素與這些問題緊密相關：一是社會道德水準，如果社會風氣好轉，人心向善，犯罪行為就會減少；二是執法機關切實改善績效，真正履行自己的職責；三是民間的自我聯合與支援，如果人們能夠互助，正義的力量就會強大起來，人們就有可能站出來抵抗犯罪，因為他們並不再孤單弱小，不會對歹徒感到那麼恐懼。
但以上三個條件在現行政策下的日益惡化，導致了此類問題愈演愈烈。
首先，現行的政策不但沒有鼓勵，反而阻礙了社會道德水準的提升。按照常理，一個真正理智的當政者應該懲惡揚善，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鼓勵善良的行為，打擊惡行，社會道德風氣才會好轉。但在目前的中國，當你要按照善良行事的時候，你並不被允許，甚至要受到嚴懲。
只要看看法輪功信仰者受到的對待，我們就可以明白當權者在做著一件怎樣荒唐的事情。在中國的社會道德受到市場經濟強大衝擊的時候，法輪功提倡真善忍的原則可以說為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奠定了良好的道德基礎，對轉型中的複雜社會變遷起到了重大的穩定作用。從法輪功信仰者普遍的高境界道德水準以及四年多的極度和平抗爭來看，充分說明瞭這一點。但在江澤民的一手操縱下，打壓法輪功卻成了頭等大事，學生的升學，百姓的就業，官員升遷．．．無不與對待法輪功的態度掛鉤。不管是怎樣的好人，不管是優秀科學家還是田間百姓，不是丟掉工作，就是備受精神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鄭州十八里河第一女子勞教所為了讓法輪功學員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竟動用一種叫做「約束衣」的酷刑，一用此刑者，雙臂立即殘廢，肩、肘、腕處筋斷骨裂，用刑時間長者，背骨全斷裂，被活活痛死，至少6名法輪功學員先後被「約束衣」折磨致死。虐殺事件發生後，中央「610」明確表態：對相關勞教所及責任人不得追究。而湖南郴州市原610辦公室主任楊利文，因寫信向中央及有關部門反映法輪功真實情況，最後卻遭當局判刑！這類政策並不個別，而是各級機關普遍實施的。
由此可以看出，當前社會道德的提升、良知的復甦，不僅僅因為世俗明哲保身的壓力，因為傳統文化精髓在近代被統治者摧毀後的惡果，讓我們不再相信美德、相信天理、變得崇尚暴力、好勇鬥狠，而更因為一個強力國家機器的阻礙。這部機器在最高權力者的操縱下，實施的是打擊善良百姓，打擊正直官員，逼良從惡，獎勵殺人放火的畸形政策，為讓人放棄道德良知的追求，甚至不惜動用令人髮指的超出人承受極限的殘酷手段。在這樣的社會政策下，人性惡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致使良知難以生存，人性更加瘋狂。
其次，當前的執法機關本身問題百出，很多地方處於癱瘓狀態。
一方面，政法系統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前公安部長賈春旺自己就嚴詞警告過。在很多地方，社會黑幫與政法系統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很多違法犯罪行為都被官員包庇甚至鼓勵。
另一方面，正如前深圳刑警大隊隊長高沛其在最近的一次媒體採訪中透露那樣，中國當前的經濟從整體來看是畸型的發展：面子工程耗資巨大，如神舟五上天、國家大劇院等等花費大筆金錢，但實際國計民生方面卻失業、失學的問題嚴重，國家機關入不敷出。許多地區公安人員、辦案人員手上很多辦案的票無法報銷，造成工作無法開展，許多公安人員只對走私、經濟案件感興趣，因為可以從中得到好處，而對一般需要公安機關多付出的對民眾人身財產危害更多反而不感興趣，甚至不願立案，因為對難測案件立案了會影響破案率，影響到將來的工作指標及獎金。一旦惡行案件發生時，又會封鎖消息，甚至製造假消息掩人耳目，讓犯罪者更容易逃之夭夭。
更為嚴重的是，在太上皇江澤民的指令下，在很多地方公安人員可以不抓罪犯，但一定要抓法輪功學員，監獄的地方容不下那麼多法輪功學員，就把罪犯放出來，以便關押學員，使政法系統完全偏離了國家公器應有的作用，完全變成了發泄個人私憤、搞政治迫害的工具。一些地方打黑除惡工作突出，但不願出力打壓法輪功的官員被調職，致使黑社會團夥更加猖獗。
如此種種匪夷所思的現象，在我們賴以維持治安的權力系統上卻是司空見慣。因此，這套系統的工作能力已經被上層的政策大大削弱。
第三，既然社會道德風氣好轉無法指望，執法系統無法指望，那麼民眾只能依靠自發聯合，進行呼籲與自救，也就是某種形式的自我管理。
但問題是，當局並不希望民間良知的覺醒，民間正義力量的凝聚。按理說，一個正常的國家秩序是絕不會害怕民眾指出問題的。但目前一些當權者對權力的極度佔有慾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嚴重的臆想恐懼症。當民間稍微有點自發性的行動時，當局就會緊張不安，草木皆兵，防之如敵。
那些敢於為社會道德墮落呼籲，敢於堅持良知的人，往往也是敢於針砭時弊，希望改變現狀的人，當局並不希望他們具有影響社會大眾的能力。儘管真正站出來呼籲社會良知的人並不多，但他們仍然無法見容於當局。不管是防治愛滋病的自發團體，還是針對非法侵害與呼籲良知的個人，不管是為那些慘案受害者大聲疾呼的任不寐，還是良心不允許自己沉默的杜導斌，都是沒有逃脫當局的打擊。他們或者備受壓力，或者身陷囹圄。更多的正義敢言之士，也在面臨相同的境遇。
對於他們被捕本身，我並不擔心。作為勇者，是不會畏懼於坐牢的。但我擔心他們在獄中可能受到的種種迫害。權力者為了讓人出賣良知，常常不惜一切威逼利誘的手段。我們無從知道，一個普通人能在消息的封鎖、謊言的洗腦、暴力的迫害下堅持良知多久。當民間自發呼籲良知的聲音沉寂下去的時候，民眾個體的反抗日漸微弱，行惡者卻日漸規模，如此惡性循環，更不會有人發出聲音，因為「凶手把我殺了」的可能性已經變得更大，良知的萎縮死亡也就更快。
由上述分析看來，我們社會治安問題百出，人們良知的萎縮，其根本原因甚至不是那些罪犯、那些在場旁觀的人群的問題，而是我們的最高權力者政治思維出現了前所未有問題，以及相應的社會管理系統出現了全面的問題。
當一個強大的權力機器被用來打壓好人，鼓勵作惡的時候，連原本的好人都要被迫放棄對善良的追求，我們又怎麼能期望讓道德素質可能本來就不高，甚至有犯罪傾向的人向善？在畸形的政策激勵下，人們如何會願意、又談何容易去恪守我們的良知？當一個問題防範系統自己已經腐爛不堪的時候，我們又如何能對它寄太高的期望，依賴它去解決社會問題？當人們連自救就都不被允許時，問題的繼續惡化也就無可逆轉。
平安度日，不過是普通百姓的微薄願望。但最近頻傳的殺人案，無情地粉碎了人們善良的願望，對現實狀況的評估分析，更讓人生起一種對社會與未來的強烈不安與恐懼。
在目前這種政策管理下，我們明天的安全將更加沒有保障。在一種強大國家機器的力量要強迫我們放棄良知與道德底線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我們還能堅守多久。我們無從知道，明天，我們是否還擁有我們的良知，明天，我們要到哪裡去尋找我們的良知，明天，我們是否連呼籲良知的聲音也都不會再有。
幾百年前，有哲人說，沒有良知，我感覺不到我們身上有優於禽獸的地方。難以想像，現在卻有人動用一個政權的力量讓人去拋棄良知，變成禽獸，這是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要逃出惡性發展的可怕方向，唯一的出路，就是改變現行的管理思維與政策路線。但這種改變，需要社會的普遍共識與強大壓力，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公民與執政者的角色，這才會給我們民族的未來帶來希望。我們應該認識到，作為民眾，我們擁有正當的權益，而政府與執政者的合法性在於為民眾盡下義務，它不是個施恩者，更不是個高高在上的為所欲為者。我們有權利要求執政者進行改變，承擔其責任與義務。當一個權力系統無法承擔起應當的義務，當一個民族面臨良知的危難時，我們民眾應該找回自己的位置，承擔自己的角色。當我們自己不去認識到自己的權利，不去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就永遠都不可能得到。我們自己的問題，在於我們放棄了我們自己應該的權利，而且經常是主動地放棄。因此，我們的未來仍然取決於我們每個人自己的認識與努力。如果將來的一天，我們無法擺脫整體良知萎縮與死亡的悲劇，那麼我們的民族就將面臨滅頂之災。那些最高執政者將成為民族永遠的罪人，而那些沒有盡下自己責任的人，也同樣有一份罪過。因此，對那些制訂執行畸形政策，對良知進行打擊的人，那些社會的真正罪犯，我們有必要現在發出聲音，作出努力，共同把他們推向正義的審判臺，讓他們為他們犯下的罪行求求良知滅絕求求付出應有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