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自由選擇，自我追求的土地上，雖然人數不多，可也開出了不少能永不萎謝的奇花異葩，為中國和世界創造了一大筆文學財富。
可惜好景不長，在這百花爭艷的花園裡，忽然豎起「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大旗」。這樣就吸引了多數知識菁英，被他們認為，他們要找的就是這個，這就是終極真理。更看到了當時社會的昏暗：陰霾和腐敗，他們想到的就是向人民揭示社會的黑暗和人性的醜陋，從而助中共推翻舊政權建立「新中國」。
就在這年代，中國出現了如魯迅、郭沫若、矛盾、巴金、老舍、冰心等文學家，寫出了不少能傳諭後世的不朽著作，以自己的信念和作品來助中共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
到49年，這些菁英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可「新中國」帶給他們的是什麼？首先是一頂頂官帽，而後是吃穿不愁的生活待遇。但這些不是白給的，就是要你歌頌共產黨，歌頌毛澤東，歌頌「新中國」。可這些人的眼裡是找慣了社會上的垃圾，口裡是罵慣了人的，現在讓他們歌頌什麼，就顯得手笨腳拙。這就使恩賜他們「幸福」的施主極為不滿，對他們一次次批判鬥爭，斗掉一批，又打掉一批，讓他們自相殘殺。他們中有的確實是相信只要「黨」講的，一定正確，黨指到哪裡，就咬到哪裡；也有是看風使舵，知道現在可不比往昔，只有俯首聽命，永遠歸順才能生存。他們長著一個非常靈敏的鼻子，隨時準備轉向。這如中國著名的大文豪、考古學家郭沫若，他在50年代，就「認清了形勢」，寫了不少吹捧中共領袖毛澤東的頌詩，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當時這些詩把讀者看得目瞪口呆，想不到這是出自於大文豪之手，恐怕連寫作水平較好的小學生水平都比這高些。但他名氣大，又是歌頌領袖的，我看《人民日報》社長、主編也不敢吃了豹子膽，而不把這些「詩」登出來。我想如果讓不知情的小學語文老師來判，恐怕連打60分及格都勉強。
在66年初，他已年過古稀，但嗅覺仍超人的靈敏，竟在人大會議上提出不要再看他以前寫的書、文章，一定要把這些東西燒燬或扔進垃圾堆，因為他的這些東西對人民只有毒害，沒有好處。他能把一生心血都舍棄，實在使人嘆為觀止。從另一方面來講，他確實是成功了。在中共統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文化名人，一點也未受過衝擊的，僅郭一人而已，如果我們列舉中國文化界名人的話（科技界也如此），除他外，不僅是100%都在不同時期受過嚴重衝擊，而且不少是被長期勞改關監獄的。數十年來一直官居高位而平穩的僅他一人而已。
這些在舊中國寫過不少傳世之作的作家，1949年以後，似乎一個個江郎才盡地沉默了。而「解放」時，他們不少人還是青年人，如被稱為「少年才俊」的吳祖光才32歲，著名的劇作家曹禺才38歲，就連老一點的巴金、夏衍等也才45歲，還是正當盛年，另外，如49年前有過大量巨著的老舍、沈從文、張天翼等也都小於50歲。就連20年代就成名的郭沫若、矛盾才50多歲。應該說他們中的大部分生命是在新社會渡過的，但為什麼他們的才思會衰老得如此過早呢？莫不是得了「群體痴呆症」，或成了病蠶，肚子裡再也吐不出絲了。
再來看看他們是如何早慧的。郭沫若寫長詩「鳳凰涅媻」才28歲；謝冰心寫「超人、繁星」時才22歲，寫文學之心的「寄小讀者」時才25歲，矛盾寫「子夜」時35歲；老舍寫「駱駝祥子」36歲；巴金的「家、春、秋」完成時35歲；曹禺寫「雷雨」時22歲；張天翼寫「包氏父子」也只41歲；沈從文寫「邊城」時是31歲，夏衍寫「上海屋檐下」才32歲；吳祖光寫名劇「風雪夜歸人」時24歲；田漢寫「名優之死」也只30歲；連極具左傾思想的丁玲寫「莎菲女士日記」也只二十出頭。
而這些名作家大部分時間是生活在「幸福的新社會」，可是他們連香屁也放不出一個。就是寫了點東西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御用」作品，至多像巴金這樣，在文革後「開悟」了，，才寫出較有份量的懺悔錄式的「隨想錄」這樣的篇章，但已非能與年青時寫的「滅亡」、「寒夜」、「愛情三部曲」和「家、春、秋」同日而語了。
現在，這些作家大部分已經消失在世上，帶著他們的遺憾、懺悔和不安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即使少數還活著也已是耄耋的風燭殘年，再想拾回風華年代已不可能了，我們的新社會就這樣把這一代智慧群悄然地集體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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