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8年夏季的長江洪水是「小洪水、高水位、重災情」
二、為何不按照長江防洪方案分洪減災？
三、長江「前線」：朝鮮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軍隊調動
四、長江抗洪成為政治道具
1998年上半年，長江流域中下游雨水偏多，河道和湖泊水位偏高。7月上中旬和8月上中旬，雨區移至長江上游地區，至8月16日為止，位於長江中游的宜昌水文站觀察到6次洪峰。隨後，中央軍委調動大批軍隊參與防洪。但是，長江中下游地區仍然出現了嚴重的洪水災害，損失慘重，僅死亡人數即達1,320人。[1]通過份析長江洪水的水情和長江防洪方案，筆者認為，未按照長江防洪方案啟用分洪區是災情加重的主要原因，但這為調動大批軍隊參加防洪提供了機會；部隊參加防洪對減少災情作用有限，但其政治意義則十分明顯。
一、1998年夏季的長江洪水是「小洪水、高水位、重災情」
1998年長江洪峰期間，中國的新聞媒體按照宣傳部門的「統一口徑」把這次洪水說成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但實際上許多水利專家卻認為，這場洪水其實並不算大，與歷史記錄相比只能算是「小洪水」，但是卻意外地出現了「高水位、重災情」。
衡量一場洪水大小的重要標準是最大洪峰流量。1998年長江宜昌水文站觀察到的長江最大流量是8月16日出現的63,600立方米／秒，小於1954年該站的最大洪水流量。根據歷史上的長江洪水數據計算，宜昌站5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為60,300立方米／秒；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為72,300立方米／秒；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為83,700立方米／秒；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是98,800立方米／秒；超千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則為115,000立方米／秒。[2]這些數據顯示，1998年長江洪水期內最大洪峰流量介乎於5年一遇的洪水和20年一遇的洪水之間，科技人員正是據此認為1998年的長江洪水屬於「小洪水」。按照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判斷，今後長江如果再遇到1998年這樣規模的洪水，三峽大壩都不必下閘削峰防洪。[3]然而，在這樣一個並不算大的洪水流量下，1998年長江中下游的河道卻出現了罕見的高水位，特別是荊江、沙市地段出現了45.22米的高水位，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還高出0.55米。正是這「高水位」造成了1998年的重大災情。
為什麼會產生「小洪水、高水位」這種反常的現象？有人認為是河床因泥沙沉積而淤高；有人認為是圍墾建垸使得洞庭湖、鄱陽湖的調蓄洪水能力減小；還有人認為是長江裁彎取直的結果。但在諸種解釋中，最有說服力的是原水利部部長、現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楊振懷的觀點。他認為，未按規劃使用分、蓄洪區，是導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主要原因。楊振懷分析了7條理由：第一是當年降雨偏多。第二是沿江湖泊除洞庭湖、鄱陽湖外，幾乎全部建閘關閉，長江洪水無調蓄場所。第三是按原規劃預定的分、蓄洪區因缺乏防洪保險，分蓄洪後的損失補償不明確，且除荊江分洪區外，都缺乏避水安全措施，因此洪峰到來時難以啟動和運用。1954年洪水由於堤防決口分蓄洪水達1,023億立方米，1998年洪水僅靠民垸決口蓄水100多億立方米，超過安全係數的洪水量還有50多億立方米，這是致使洪水逼高的主要原因。第四，多年以來江心洲和江心灘上民垸眾多，人為設障阻水嚴重，洪水來時民垸多拚命死守。第五，洞庭湖淤積和盲目圍墾，使湖泊的容水量由1949年的293億立方米減成目前的167億立方。第六，湖內預定的分蓄洪垸分蓄洪水100多億立方米的目標無法實現。第七，上游的水土流失、森林植被減少等其它原因。儘管1998年的洪峰遠比1954年小，但由於上述原因，導致長江的洪水水位大大高於1954年的洪水水位，在湖北監利至螺山段比1954年的水位高1.7至1.85米，在武穴至九江段比1954年高0.95米。[4]
在楊振懷總結的成災原因中，值得注意的是第3條和第6條：長江沿岸的分、蓄洪區未能按照計畫啟用，是致使洪水逼高的主要原因。1954年長江洪水時，曾利用荊江分洪區分洪，使最高洪水位減低了0.96米。如果1998年利用荊江等分蓄洪區分洪，應能取得同樣的效果，將沙市的最高洪水位降至44.26米，倘若如此，則長江水位就不會在荊江河段造成如此緊張的洪水險情。所以，原政協委員、中國著名水利專家陸欽侃認為，這次洪災雖是天災，但更主要的是人禍。
二、為何不按照長江防洪方案分洪減災？
要明白長江防洪方案的功能和方法，就必須瞭解分、蓄洪區特別是荊江分洪區的情況。利用分、蓄洪區減輕洪水危害，是發達國家防洪的主要手段之一。有計畫地使用分、蓄洪區，可以在洪水到來時把洪水對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破壞減至最小，而防洪的成本也可降至最低。荊江分洪區位於湖北省公安縣境內，1952年4月動工，1953年4月完成，面積921.34平方公里，有效蓄洪量是54億立方米。這項工程的主要作用是：在洪水期間將長江河道不能容納、可能造成潰堤的洪水份蓄在分洪區內，調節洪水對洞庭湖的壓力，以降低長江河道的水位，防止長江堤防決口，從而確保荊江段大堤、江漢平原和武漢市的安全。在1954年的長江洪水中，荊江分洪區曾3次開閘分洪，為減輕洪水損失發揮了有效作用。荊江分洪區的大部分地段本來就是長江河道的一部分，修建分洪區時只是用江堤將這些地段與長江河道隔開，以便在不蓄洪時能開發利用。1954年長江洪水之後，在長江邊又增建或擴建了其他分洪區，如洪湖分洪區等。這些分洪區和長江大堤，組成了防禦長江洪水的最主要工程。水力專家陸欽侃認為，只要加強長江大堤的加固和維修，有效地利用分洪區，是完全可以防禦長江百年一遇的洪水的。
由於長江防洪事涉全局，也關係到沿江各省市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利益，需要多方面協調，為了防止在抗洪的緊急關頭因各方利益之間的矛盾而造成決策失誤或延誤時機，國務院專門制定了長江防洪計畫：一旦沙市的水位達到44.67米，荊江分洪區就必須開閘分洪，其依據就是1954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1972年、1980年兩次長江中下游五省市座談會建議將此標準提高到45米，目的是可以減少分洪量2億立方米。[5]不過，提高分洪水位涉及到長江提防的加固，而水電部一直未能完成必要的工程，所以，到1998年為止，荊江分洪區開閘分洪的標準仍然是1954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44.67米。
楊振懷對1998年長江洪水成災原因的分析中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1998年致使洪水水位被逼高的主要原因是河道裡有超過安全係數的50多億立方米洪水量。如上所述，荊江分洪區的有效蓄洪量恰恰是54億立方米，所以只要啟用荊江分洪區，就完全可以存蓄1998年超過安全係數的洪水量；1998年如果利用荊江分洪區來容納這50多億立方米洪水，就不至於造成嚴重的洪災損失。換言之，1998年長江的洪水之所以肆虐，是因為沒有啟動荊江分洪工程。
根據專家們測算，如果使用荊江分洪區這920平方公里的分蓄洪區蓄水，蓄水1米高就可以分洪9.2億立方米；如果全部使用分洪能力，可以分洪52億立方米，足以化解長江洪水的威脅。但現實是，1998年8月8日，沙市的洪水位上升到44.95米，超過了規定的分洪水位44.67米時，但分洪的命令卻遲遲未下達，分洪閘門也未開啟；8月16日，沙市洪水位再次上升，達到45.22米，分洪的閘門仍然沒有開啟，荊江分洪區一直未被啟用。[6]
這就提出了一個讓人大惑不解的疑問：水禍為虐之時，為何不啟動荊江分洪工程？不但外行人不明白，就連水利部門內部也有人提出此問。一種辯解是，1998年之所以未使用荊江分洪區，是考慮到分洪區內居民的安全，因為他們沒有足夠時間安全撤出。實際上1998年長江洪水期間荊江分洪區的居民曾3次撤到安全地帶，為分洪做好了準備，可以說，萬事具備，只等一聲令下即可分洪。[7]1998年8月6日下午1時30分，湖北省公安縣政府接到湖北省抗旱防汛指揮部的命令，公安縣分洪區920平方公里的地區（即荊江分洪區）準備放閘蓄洪，將分洪區內的全部人口從8月6日晚8時至8月7日中午12時轉移到安全地帶。於是，在規定的時間內，全縣52萬居民均按照命令轉移，為分蓄洪作好了準備。當時，公安民警、幹部和解放軍組隊對居民點進行「拉網式」清查，不允許留一個人在分洪區內；同時管制了通往分洪區的所有通道，不讓任何人再進入。此後，在8月12日和8月16日荊江分洪區又兩次做好了分洪準備。
長江防洪方案中有現成的分洪辦法，分洪區內也做好了分洪的準備，如果只是要防止洪水災害，立即下令分洪是最經濟有效的決策。為什麼寧可冒著長江堤防決堤的巨大風險，也不願意採取長江防洪方案早就明確設定的分洪保長江大堤的現成辦法呢？單純在水利決策層面似乎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考慮水利決策之外的原因也許更能解疑。
三、長江「前線」：朝鮮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軍隊調動
1998年8月7日，長江的九江段干堤決口。當晚，江澤民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長江洪水問題。會上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長江搶險工作的決定（中發電1998年3號）」，決定緊急調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到抗洪搶險第一線。[8]總參謀長傅全有隨即下達命令，要求被指定參加抗洪搶險的部隊在接到命令後2個小時內，必須無條件地執行命令，迅速開往前線。千里鐵路線上，一切為運兵軍列讓路。8月8日這一天，武漢流芳、江岸西站每隔10分鐘不到就有一輛軍列駛入，行車密度為建國以來所罕見。[9]任何軍事行動都要師出有名，長江流域的洪水險情，特別是歷史上最高的洪水水位，自然成為組織這次軍事行動的理由。於是，1998年8月7日中國的軍隊經歷了朝鮮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調動。
據統計，廣州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北京軍區、瀋陽軍區、空軍、海軍、二炮、武警部隊以及解放軍沿江沿湖各大專院校，總共有10多個集團軍、30萬官兵投入了抗洪搶險，共計出動官兵700萬人次，組織民兵和預備役人員500多萬人次。在抗洪第一線的高級指揮人員有瀋陽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司令員和政委、南京軍區司令員和政委、濟南軍區政委、武警部隊司令員和政委、空軍司令員、海軍司令員等114位將軍、5,000多名師團級幹部。最高級別的指揮者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這些數字表明，1998年夏秋之際抗洪搶險的用兵總人數竟然超過瞭解放戰爭時期淮海、遼瀋、平津三大戰役解放軍人數的總和，也超過了鄧小平在1979年組織的「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10]
8月13日上午，江澤民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一起乘飛機到湖北沙市，查看長江堤防重點險段的位置和參加抗洪搶險部隊的兵力部署。在飛機上，江澤民問張萬年：「現在沿江一共有多少部隊？」張萬年答：「解放軍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萬人，還有200多萬民兵。僅在湖北，就集結了8萬多兵力。濟南軍區、南京軍區還準備了5個師的兵力，正處於緊急出動狀態，可以隨時調用。這是解放戰爭渡江戰役以來，我軍在長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動。」[11]
他們到達荊江大堤後，在眾多記者的攝像機和照相機鏡頭前，張萬年打開軍事地圖，向江澤民匯報了參加抗洪部隊的調動和部署情況。身穿軍服頭戴軍帽的江澤民像司令官那樣地問張萬年：「濟南部隊現在哪裡？」張萬年指著地圖答道：「在武漢。」江澤民又問：「空降兵部隊呢？」張萬年答道：「在洪湖。」接著張萬年又向江澤民匯報，遵照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命令，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搶險鬥爭；共有110多位將軍聽從中央命令，現在抗洪前線指揮，他們中間有廣州軍區司令員陶伯鈞、政委史玉孝，南京軍區司令員陳炳德、政委方祖岐，濟南軍區政委徐才厚，武警部隊司令員楊國屏、政委徐永清等。其實這些情況張萬年在飛機上已經向江澤民匯報過，這裡無非是在記者的鏡頭前再表演一次。聽完匯報後江澤民發表演說：「事實證明，我們的部隊不愧是一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的，與老百姓有著魚水之情和血肉聯繫的人民軍隊。還是那句話：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8月14日，江澤民在湖北繼續視察抗洪搶險工作。在部隊視察時他說：「在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緊急時刻，中國人民解放和武警部隊堅決執行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指示，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搶險，贏得了人民群眾的高度讚譽。人民解放和武警部隊投入長江中下游地區抗洪搶險的總兵力達13萬人，5,800餘臺車，800多艘艦艇。這是解放戰爭渡江戰役以來我軍在長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動。」[12]
此後多天內，江澤民反反覆覆向參加抗洪的解放軍發布各種「軍民團結、死守決戰、奪取全勝」的命令。同時要求地方各級黨政幹部率領群眾，嚴防死守，確保長江干堤安全。全世界都通過電視看到一個令江澤民非常滿意的信息：中國軍隊非常服從江總書記兼軍委主席的命令。
8月25日，長江第7次洪峰通過宜昌，洪峰流量只有56,200立方米／秒，僅相當於常年洪水的流量。這天中午1時，江澤民又打電話給張萬年，詢問長江抗洪部隊的兵力部署情況，並向抗洪部隊發布與以前歷次指示內容雷同的「最新指示」。張萬年心領神會，迅速將江澤民的指示傳達給抗洪搶險部隊，要求堅決貫徹執行，即「長江一線抗洪部隊的各級領導要靠前指揮，一線部隊當晚8時要全部上堤，嚴防死守，讓江主席放心」。當天下午，長江一線抗洪部隊緊急行動起來，紛紛宣誓，服從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的命令，人在堤在。17萬官兵於當晚8時前全部上堤防守。對此結果江澤民表示滿意。
9月4日江澤民在江西省對當地官員說：「我還同中央軍委的同志緊急調動部隊，投入抗洪搶險鬥爭。」著重強調了「我」緊急調動部隊的作用。新聞媒介中也反覆出現「作為中央軍委主席，在抗洪搶險期間，江澤民多次親自調動部隊，指揮部隊的搶險鬥爭」的解說詞。[13]
這次軍事行動有一些自身的特點，與防洪需要沒有直接關係。首先，參加這次抗洪救險的部隊來自瀋陽軍區、北京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空軍、第二炮兵等。許多部隊是遠道長途運輸來的，軍隊行軍的路線並未充分考慮到抗洪的需要。例如，某摩托化師先空投至武漢，然後再車運到石首、監利；如果僅僅是為了抗洪救險，直接空投石首、監利自然可以快得多。其次，正在抗洪前線的部隊經常接到轉移「作戰陣地」的命令，火速趕到更「危急」的陣地去搶險，而原陣地上的抗洪任務則由其它部隊來接管。這種陣地的交接與部隊的轉移，以及軍隊瞭解新地形和抗洪形勢，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且極大地消耗士兵的體力。例如，北京軍區某部先在江西九江搶險，然後接到命令西進湖北沙市，最後又揮師東下至湖南嶽陽。又如，某部接令到沙市救援，剛接近沙市卻突然接到命令要渡江南下去公安。部隊的這種調動不僅花費大，且易造成以疲師對險情的局面，從抗洪的角度來看自非明智之舉。再次，抗洪部隊還實行「交換指揮」，比如將廣州軍區的部隊交給南京軍區司令員指揮，而將南京軍區的官兵交給廣州軍區司令員指揮，這種交換指揮的做法絕不是抗洪搶險的需要，而是軍事演習中組成作戰區、協調三軍兵力的訓練內容。
投入如此龐大的兵力抗洪，當然可以解釋成中央領導對洪水險情的關心。在抗洪搶險中，也確實出現了許多解放軍戰士和武警部隊官兵奮不顧身、舍生忘死的動人場面，令人感動。但是在電視新聞中出現的另一些場面就令人費解了。比如，眾多的戰士在江邊排成一行，每人手裡都拿著一個臉盆，在軍官的命令下，「一二、一二」地用臉盆舀水，把洪水潑送回河道中去。一位攝影師攝下了這個場景，這張照片還得了大獎。[14]但只要仔細一想，又不禁疑問叢生：這是在抗洪？還是在演戲？或是在玩水？按一個臉盆的容積10升計算，一個戰士每2秒鐘用臉盆舀一次水、潑一次水，由於臉盆不能完全裝滿，又有一部分水沒有進入河道，這樣每潑一次水，滿打滿算也只有5升水被送回河道。一人一分鐘可以排水150升，一小時排水9,000升，即9立方米，一天連續抗洪8小時可以排水72立方米。如果10萬官兵上陣，一天可以排水72萬立方米。算下來的結果令人氣餒：長江洪峰流量超過每秒5萬立方米，10萬官兵舍生忘死抗洪，一天的排水量僅相當於長江14秒中的洪水量！
四、長江抗洪成為政治道具
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調動數十萬軍隊，又安排部隊從事一系列與抗洪不相干的活動，似乎表明，1998年的長江「抗洪」實際上成了一次借題發揮。當對險情的關心成了展示江個人對軍隊控制力的道具時，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說明瞭這次軍事行動的目的。1998年的長江洪災，成了和平時期江澤民檢驗自己對軍隊權威的政治契機。在張萬年等軍隊領導者的支持下，軍隊一致服從「江核心」的指揮。至此，江澤民對軍隊的有效控制似乎得到了檢驗，並將該信息傳給國際。
軍隊指揮權一向是中國政治家立於不敗之地的憑恃。中共歷代領導人對軍事指揮權均十分重視。在處理黨和軍隊的關係上，毛澤東確立了「只允許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的原則。中共80多年的歷史也證明，誰能指揮槍，誰也就能指揮黨，成為黨真正的領導核心。毛澤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以及軍隊對毛個人的效忠，是毛得以「無法無天」，不斷發動各種政治運動，餓死幾千萬人，在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之際也無需下任何「罪己詔」的資本。毛澤東能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憑藉了林彪等軍隊將領的支持。林彪獲罪於毛，也主要是因為他對軍隊的掌控深深觸犯了毛的大忌。此後不久，林彪就死於非命。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後，在葉劍英等人的支持下，通過1979年的「中越邊境自衛還擊戰」獲得了對軍隊的指揮權，從而形成了他對軍隊的絕對領導。1989年鄧小平下令軍隊「勤王」北京，撤銷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職務，也完全依賴於他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江澤民在處理與軍隊的關係時，一直努力效法毛、鄧兩代領導人。在一個沒有戰爭的時代，他抓住了抗洪這個機會，展現了對軍隊的指揮控制，獲得了軍隊向其效忠的公開表示。抗洪為政治服務，1998年的現實證實了這一點。
還有必要指出的是，1998年長江大洪水後，1999年在長江流域再次發生了僅次於1954年和1998年的洪水。1999年7月中旬，沙市出現了44.74米的洪水位，這一水位超過了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接近1998年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緊急調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到抗洪搶險第一線的次日）沙市出現的洪水位，超過1998年8月25日長江流域抗洪部隊全體上堤時的洪水位，但這一次中共中央並未像1998年那樣調集軍隊抗洪，新聞媒體也未對洪水作報導。當1999年的長江洪水到來時，由於地方政府事先主動放棄了許多圍垸和分蓄洪區，結果順利通過份洪緩解了水情，並未造成1998年那樣的「小洪水、高水位、大災難」。
由此可見，長江抗洪並不是非要靠軍隊幫助不可。而借抗洪調動軍隊以檢驗個人權威，有了1998年這一次也就夠了。所以1999年的長江水情雖然相似，但10多萬軍隊熱鬧「抗洪」的局面卻不再出現了。
【註釋】
[1] 溫家寶，「關於當前全國抗洪搶險情況的報告──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98年8月27日。
[2] 《長江年鑑》，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1998年出版。
[3] 長江水利委員會主編，《三峽工程水文研究》，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出版。
[4] 楊振懷，「世紀之交中國水利與環境問題的認識和建議」，在第七屆河流泥沙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1998年12月16至18日。
[5] 參閱長江防洪系統實時調度研究編輯委員會編的《長江防洪系統實時調度研究》，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北京，1997年；李憲文，郭孔文主編的《98大洪水百問》，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北京，1998年；洪慶余主編的《中國江河防洪叢書-長江卷》，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北京，1998年；
[6] 金興平、程海雲、王光越，「1998年長江流域洪水的特點及其發展過程」，《中國三峽建設》，1998年12期；中國水利部，「1998年水情年報」，見「中國水文信息網」；博爾，《大洪水》，書庫英特網版；盧躍盞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