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1978年考入四川大學經濟系，工作幾年後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攻讀國際法碩士學位，1989年畢業後分到中國化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書，後來又轉中國老齡科研中心從事老年法律方面的研究，副研究員，1991年3月上書全國人大萬言書－－《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1991年5月20日在《法制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題為《國際法上的戰爭賠償與受害賠償》文章，將國際法意義上的賠償分為戰爭賠償和受害賠償，使中國人第一次明白了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遭受他國侵略時所受到的侵害是可以要求侵略國賠償的，由此引來了萬名以上求助的戰爭受害老人，於是，他身不由己地由理論研究者發展為對日索賠第一線的戰士。
能否去日作證 這是第三次簽證
記者眼看到童增－－中等身材、戴副眼鏡並沒發福的中年人，無論如何不能把他和「戰士」聯繫在一起。
如約到他的辦公室，他最先遞給記者的是在日本國駐中國大使館領事部簽證處於月20日簽發的《簽證申請受理票》，「這次能否去日本作證，關鍵是簽證，我已經有兩次機會，都是簽證出了問題，沒有成行。」 童增說。
早在1992年，日本亞太地區戰爭犧牲者協會邀請童增於8月7日至16日訪問日本十天，出席在北海道、東京、大阪、新瀉等地舉行的悼念和集會活動併發表演講，他準備演講的主題是關於慰安婦的問題。但日本駐華使館以「中止」為原因拒簽了，童增只好在8月7日將其代表的中國大陸七名慰安婦對日索賠的文件遞交給日本大使館工作人員，寫下了中國大陸慰安婦正式向日本索賠的第一頁。
1995年，童增再次接到邀請。他的計畫是代理9個受害老人向日本政府索賠，包括逃到日本深山中度過十多年「野人」生活直至1958年才獲救回國的中國勞工劉連仁、南京大屠殺中被刺36刀的李秀英及丈夫被做活體實驗的敬蘭芝老人等；行程中還計畫與國會議長土井多賀子見面；去奈良博物館商討日本當年掠奪的珍藏其館中的文物－－乾屍的返還問題；還有集會發表演講。一切準備就緒，持因私護照前往日本大使館簽證的童增，卻一次次地被告訴準備的材料某條不合格，數次往返之後，護照最終被我國有關部門收回了。
但是，索賠的工作在繼續，童增聯繫到了日本正直的法學家小野寺利孝律師，將索賠書遞交到法院。針對日本政府辯護人稱中國的受害者本來沒有向日本政府索賠的要求，是日本律師到中國發動中國受害者起來到日本法院起訴日本政府，要求賠償的怪論，日本律師邀請十多年來一直從事民間索賠活動的童增先生到日本法庭提供證言出庭作證。童增先生將有兩個小時法庭陳述時間：主詢問一小時和反對詢問一小時。童增非常看重這次機會，因為，日本律師給他極大的鼓勵，認為他的「陳述書特別動人」，他希望也能打動日本的法官，這麼多年來的多起對日索賠官司，中國公民從來沒贏過。王選、王工、康健、蘇向祥等多位律師不屈不撓地奮鬥，大量的人證、物證，日本政府應直面歷史，依法做出賠償。
政府放棄賠償不是理由
童增談到，新近發生的齊齊哈爾8.4中毒事件，《讀賣新聞》報導日本政府認為所謂「由於中國已放棄了戰爭賠償請求，因此不存在賠償請求權」，擬僅支付慰問金總額約１億日元，其中包括：對當地醫療隊的支援費用；對死亡者的家屬和中毒者的慰問金；中毒者的住院費；為防止受害擴大對化學武器的包裝費等。其實這完全是日本政府對國際法的曲解。為了抗議日本政府的做法，www.1931-9-18.org網站正在發起百萬人簽名活動，目前，已有近五十萬人簽名。
1972年中日兩國政府所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放棄對日本政府的戰爭賠償要求，必然是對已知的戰爭損害部分，事實上，侵華日軍公然違反《禁止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以殘酷和極不人道的化學武器在我國境內屠殺我中國人民，戰敗前，日本政府為了隱瞞其醜惡的犯罪行為，唆使其化學部隊在未作任何防護措施的情況下，將大量的化學武器秘密地掩埋或拋棄於中國境內的土壤、河流、湖泊之中。所有這些違反國際戰爭法的行為，造成了今天對中國人民的人身健康的傷害也嚴重地危及到中國的生態環境安全的問題。為此，中國政府有權利責成日本政府就此國際戰爭法的犯罪行為，以及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和中國人民所遭受的傷害給予謝罪和賠償。
同時，所謂中國政府放棄對日本政府的戰爭賠償要求只是放棄政府間的賠償要求，並沒有放棄個人受害賠償要求，受害賠償主要是民間賠償，它的一個特點是重受害者的證據。近幾年關於慰安婦、勞工、活體實驗等都屬於受害賠償的範圍。
根據戰後國際慣例和比照其他一些國家關於賠償的數額計算，1931－－1935年間，日本侵略者給中國造成的損失的賠償，理論上約3000億美元。其中戰爭賠償約1200億美元，受害賠償約1800億美元。也就是說，1972年中國政府放棄的只是這1200億美元的戰爭賠償，而1800億美元的受害賠償則從未放棄。
身不由己 將索賠進行到底
童增稱，是一篇文章，讓自己身不由己關注進而發起要求戰爭受害賠償活動的。
1990年4月的一個午後，童增在報上看到關於歐洲重提戰爭賠償的報導，如果東西德國統一，國家主體發生了變化，各國受害者可以向統一後的德國提出賠償。看到這個消息後，激發了童增的創作靈感，中國是當時遭受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國，日本是不是應該賠償中國？於是，童增每天到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查詢有關資料，研究後寫了一份萬言書，題目是《歐洲提出受害賠償對中國的啟示》，他曾向七、八十家報刊雜誌投稿，人家都不敢用。後來改題目為《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1991年3月28日直接送到全國人大信訪辦，不同於其他衣衫襤褸的上訪者，502號牌子的工作人員在另一個窗口接待了這位文質彬彬的學者，並將材料轉交了正在召開的人大會。同時，童增與他的學生利用人大代表晚飯後出來散步的機會，到代表駐地的飯店門口分發材料，於是，對日索賠提案如外電報導的「一聲春雷」，成為那屆人大會的熱點，也逐漸為國人所關注。
童增介紹，當時，他所在的中國老齡科研中心不是很有名，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地址，郵遞員知道的就送來了，不知道就退回去了，浙江一個老人寄的信退回三次，外面再套了信封又寄來，最後童增才接到。就這樣，童增相繼收到了一萬多封全國各地的來信，接待了很多直接找來的人，武漢一位名叫陳忠義的老漢，當年他妹妹被日軍抓走後一去不復返，他到北京為了找到童增，在北京火車站地上睡了5個晚上。為了幫助這些不幸的人，童增竭盡所能投入其中。而面對記者的欽佩，童增卻用遺憾的口氣稱「能力有限」。
對日索賠這樣一個從民間發起的事件，其艱難程度非常人所能想像。各方的理解也需要一個過程，如因被關在監獄而成為廣島原子彈爆炸倖存者的勞工張文彬老人找到童增後，外國媒體對此進行了報導，當日本衛生組織與國內聯繫時，被某些人認為是干擾政府工作，說是童增瞎編的，給頂了回去。
採訪中，記者感覺到童增不大願意談起索賠中自己不愉快的經歷。當採訪將要結束時，看著名片上童增中祥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董事長的身份，記者他為何自己辦公司時，童增才輕描淡寫地說：「1998年被公司以長期從事對日索賠和保衛釣魚島為由開除了，為了生存，就自己辦了公司。」
談到未來，童增神采飛揚：「現在，各渠道都暢通了，網路使溝通更便捷，以後的活動將更加理性化和法律化」。
對於童增、對於我們的民族，我們都有理由相信「載不動，許多愁」已成為歷史，「希望還在，明天會好」是中華民族崛起應有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