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盛行前往中國投資的時期中，加上中國政府方面的頻繁宣傳，不少的商人與有識者口口聲聲地褒揚中國為「世界最後而最大的市場」、「世界最大的生產國家」。投資海外的實地調查，中國時常獨佔第一位，幾乎維持七○％左右的高比率。這種傾向不僅是日本，臺灣與歐美也有這種現象。但是，「腐敗國家」中國真的能夠說是安全而且有利的投資地區嗎？
人、物、財不斷脫逃
在中國投資狂熱中，日本媒體幾乎如同禁忌般不提起中國的資本脫逃問題。即所謂「中資」（中國的民族資本）從中國落跑。關於中國的資本脫逃，已經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就被指摘，因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講話」後引起中國投資的狂熱，也在加速進行中。
資本脫逃額有各種推估，依新加坡開發銀行副總裁費列克．烏博士的統計，一九九二年當時已經每年約八○億美元。另外與貿易統計相加的調查，則以偽造信用狀的操作，每年約有二○○億美元由中國流出。而且隨著後來外國的中國投資狂熱，資本脫逃也在加速。
那麼近年來的資本脫逃到底有多少呢？這有種種的推計。依照共產黨的內部資料《改革內參》（二○○一年，第十三期）匿名的北京大學教授的推估，一九九七、九八、九九年從中國流出的資本各為三六四億美元、三八六億美元、二三八億美元。《新經濟》（二○○一年，第二二○期）的報告為一九八七─九七的十一年流出資本累計有二四五七億六二○○萬美元（一年平均為二二三億四二○○萬美元）換算人民幣則有一兆八○八○億元。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李慶雲教授在《經濟研究》（二○○○年，八月號）發表如此的調查報告：「分析中國資本的國外移轉，一九八二年以後對國外『投資』逐年增加。九七年以後，每年三百餘億美元，迄九九年的累計有二三二八．六五億美元。現在中國的資本脫逃每年推計有二○○億∼三○○億美元左右」。
二○○○年的資本脫逃也有經濟學者計算為五六八億美元，惟依據李嵐清副總理在國務院的負責人會議中的報告，其流出的外資每年約四○○億美元（《爭鳴》，二○○一年二月號）。二○○○年投資中國的外資也大約四○○億美元。依據美國經濟學者，也是研究中國專家尼克拉斯．賴瑞氏指出迄九九年約有三○○○億美元流入中國，結果，中國好大喜功，標示多額的收支黑字，惟以不在統計上的方式有很多資本利用非正式或違法的方法移轉，因有這種情形所以表面上的數字並不是對中國國內的實質投資。又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的樊綱所長最近發表的研究表示，流出國外的資本與流入國內的資本相抵，幾乎沒有差額。
也就是說，海外對中國的投資，頂多是來彌補落跑的中國資本而已。
難於想像的共產黨幹部的腐敗
那麼為什麼中國的資本要從「世界最大而最後的市場」逃出呢？
意外的是，日本的中國觀察家未曾提起或不喜歡提起，這可說是日本人對中國觀點缺落的部分。實際上，中國的資本脫逃源自這個「腐敗國家」的一部分黨幹部獨佔財富。其腐敗的程度是日本人難於想像的。
中國的資本脫逃大半是因受一部分企業經營者在海外的國際金融市場現金運用，影響國內的通貨膨脹與匯率的混亂，或且「官倒」（官僚中介者）的資本脫出國外，或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家族利用特權把國家資本私有財產化，即所謂「太子黨」（這裡指政治權力者的子弟），他們把非法蓄財一次帶出國外，然後借「外資」之名回國內再投資以獲得稅金優待政策的利益。
中國的中央、地方政府為力行改革開放政策，藉各種方法，對從國外回流的中國資本採取優惠政策，惟其資金幾乎出自黨幹部官僚的貪污之財。
國家財產流入黨幹部口袋
中國知名的經濟學者，也是「破產法」的起草者曹思源氏，據其最近的調查，指出流出的國家財產大半是流入黨幹部的口袋。中國的個人資產總額五兆之中，其八○％集中於少數五％的人，這些人幾乎是黨幹部自不待言。
國家「日趨腐化」代之，只有一部分的人生活「日趨富裕」，這就是今日的中國。全國的黨幹部與其家族的總數，若行政機構則限於縣，軍中組織則為團以上的高級幹部（包含退休者）共計一三一萬餘人，事實上全中國財富的七○％以上屬於他們所擁有。黨幹部及其家族所有的資產共約三兆七○○○億元。個人外匯存底共計八七二美元，其中七○○億美元以上為他們所擁有。又個人所有的股票六兆元之中四兆五○○○億元也是。現在的黨幹部有九二％擁有金融、證券業與其相關事業。
九○年代以後中國國有財產的損失，保守估計，僅國有企業的赤字與銀行的呆帳就有一兆二○○○億元以上。另外，每年官僚開支的招待公款為一○○○億元，逃稅損失為一一○○億元，政策失敗而浪費的開支也不下一○○○億元之譜。
腐敗造成經濟損失
據著名經濟學者胡鞍鋼氏的計算，地下經濟、逃稅、浪費的公共投資等各種政治腐敗造成經濟損失，每年平均推計為九八七五億─一兆二五七○億元，佔GDP約一三?二至一六?八％。當然有一部分是從合法經營獲得的私營企業利益，惟在中國的蓄財方法大部分是貪污、收取賄賂、貸款，或將國有企業處分國有財產的所得私物化、走私、侵佔、詐欺逃稅等「超經濟性」的東西。以黨幹部為首的這班改革開放後的新興暴發戶，因對國內市場不安，對國家的保護不信任而走上資本脫逃一途。
本來，中國以實現社會平等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國家，貧富的落差卻無止境地快速擴大。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可說是腐化的黨幹部。在鄧小平的「先富起來」的口號下，他們最先成為暴發戶。另一方面，農民事實上的生活很悲慘。例如西北部的甘肅省定西縣，農民的年收只有人民幣六○○元，而五○○公克九萬元的烏龍茶卻可以賣出，紀念香港歸還中國的香菸「回歸」一箱定價為一九九七元。價格為農民年收入幾十倍的奢侈日用品充斥於街頭，竟然出現啤酒一杯三五○○元，宴席一桌一二○萬元的餐廳，也有一桌的料理等於農民一○○○年以上的收入的宴席。以這種事例要證明「廿一世紀是中國的時代」應該不可能吧。
經濟落差日益擴大
觀看最近的統計，經濟落差日益擴大。中國的銀行存款總額八九四○億美元，其中八○％的存款集中於少數二成的存款者。（《臺灣新生報》二○○二年三月十九日）。「六中全會」前的二○○一年三月下旬、中國中央研究室與國務院研究室向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社會各層的政治經濟狀況考察報告〉中，指出都市人口四億七○○○萬人佔國民總所得的八八％，相對農村人口八億四○○○萬人只不過佔其一二％。一九九七年為一六?五％，可見農民的貧窮化快速在進行。看了北京與上海高樓大廈林立，偶會聽到「中國人的生活水準超過日本人」的聲音，其實只不過看到一部分的幹部其家族暴發戶的奢侈生活而已。
中國語的發音「權」與「錢」同音，但是「錢」是從「權」產生，所以「權比錢更值錢」。因此最近「權錢交易」非常盛行，江西、廣東海南各省的「第十六屆大會」的黨代表席位為五○○萬元至二○○○萬元，全人民代表的席位為一○○○萬元至二○○○萬元（四川省為三○○○萬元）的價碼進行交易。現在是資本家也能夠入黨的時代，所以入黨的企業經營者紛紛加入官職賣買之戰。對於像這種不正常行為的蔓延，黨中央下令中央規律委員會、國務院、政協、各黨組織要徹底檢舉，但是幾乎沒有效果。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以所謂「官倒」的黨幹部官僚的腐敗為契機。九三年九月的國務院常務委員會會議中發出警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繼續下去將成為腐敗王國」。九五年三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後一天，喬石（人大委員長）指出各政府部門出現貪污與腐敗，並警告這個問題若不解決，將瀕臨「亡國亡黨」的危機。《人民日報》也評論「這種困難的反腐敗運動如果不能達成，實有亡國亡黨的危險」。
雖然如此，「亡國亡黨」的危機似乎無法迴避。
一九九五年在北京發生的集體貪污事件連國家領導者也掛勾在一起。陳希同北京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因貪污罪嫌而被監禁，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在搜查中舉槍自殺，震撼北京政界。九九年廈門大走私的賴昌星遠華集體事件中，黨、政、軍、司法機關的高級幹部六○○餘人涉嫌捲入其中，而負責調查的原公安副部長李起周也被司法裁判，前公安部長陶駟駒也涉入其中的傳聞，在黨內成為一大問題。又二○○○年九月，原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人大常務副委員長）因收受賄賂而被處死刑的事件記憶猶新。
關於這種醜態的黨幹部特權濫用、貪污、腐敗，反江澤民的保守派也不能保持沉默。前國家主席之弟楊尚昆，也是軍中大老之一的楊白冰則批判「社會的財產被一小部分的官僚與其子女所掠奪」。至於左派的龍頭宋平則嚴格非難「現在共產黨的腐敗有使新中國崩潰的可能性，將使數十億的人民陷入亡國之災」。過去毛澤東的繼承者、曾任國家主席的華國鋒也不堪這樣徹底腐化的共產黨，而憤慨地脫黨了。
「看到人就認為可利用」是中國的國家體質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屬於排外的國家，但改革開放政策造成中國人的對外意識是有史以來的大轉變，現在認為外國人「可以利用」而熱烈歡迎。
進出中國的外資企業最傷腦筋的問題是中國政府的「朝令夕改」，以及所謂「三亂」，即「亂收費」（種種名目的稅金）、「亂罰睢梗ㄖ種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