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看清了官僚主義。
對於火災損失，有關部門諱莫如深，曾有一位姓梁的處長在漠河指揮部對記者說：「有關領導對你們記者很不滿，說記者把大火寫得這麼慘，到底要幹什麼？」
到底慘不慘？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３日，北京幾家主要報刊的記者在林業部參加一個小范圍記者招待會得到的數字是：截止到５月１２日，直接經濟損失２４．７億元。這只是６天的數字，大火燒了２５天，損失到底有多大？無從知曉。
這場災難主要是人禍，是共產黨犯有嚴重的官僚主義，而共產黨僵化的體制，也使共產黨成為官僚主義者，這場大火，對共產黨是不燒死的燒死。
－－－－大興安嶺林業局局長 邱興亞
肆虐了２５個晝夜，奪去１９３條人命，讓５萬人無家可歸，將一縣兩鎮夷為平地，把８５萬立方米良材化為焦土的大火終於被扑滅了。
在漠河縣城荒涼的廢墟上，極不和諧地立著一棟紅磚瓦房。這是該縣縣長高保興和縣公安局消防科副科長秦寶山的家。一無所有的災民分光了高縣長家的東西。一個司機憤怒得差點把高縣長碾死，因為自己的家人全都成了火下冤魂。
大火進城時，秦副科長動用了全縣６輛消防車中的３輛，拚命地給這棟房子澆水，為了保住它，甚至用推土機推倒了旁邊的民房。與此同時，縣武裝部彈藥庫著火了，卻調不動１輛消防車。
災難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場考驗。在突發的災變中，人性真實的一面在激烈的矛盾與痛苦的選擇中無處遁形。回看這場建國以來損失最為慘重的森林大火，不難發現一種可悲的現實，「高縣長」和「秦副科長」這類極端自私，草菅人命的昏官並不只是個別現象。
５月６日下午，在大火驟燃的時刻，漠河縣常委會會議照樣按部就班地進行；８日凌晨２時，大火吞噬著大批民宅，縣裡繼續開會，一開就是兩個多小時。大火也燒不散塔河縣盤古林業公司的會議。８日夜晚狂風大作，火光燒紅了夜空。２１點３０分，大興安嶺森警空運一大隊及時趕到，可是教導員一下車就被叫去參加會議。直到２３點４５分，縣裡的幾個頭頭仍在爭論「從哪裡打、怎麼打、打不滅怎麼辦」。此刻時間就是生命，森警們望著直撲進城的大火急得直跺腳．．．．．．
古蓮的火起初並不大，到７日上午明火已被扑滅，但負責指揮的漠河縣委副書記李永慶沒有把握老天爺給的最後一線生機消滅殘火，他躲到麵包車裡優哉游哉地吃罐頭去了。當火借風勢捲土重來之時，李副書記鑽進小轎車逃回縣城，第一件事就是疏散家人。
漠河縣委王書記顯然明白自己的職責，她及時動員了全縣的壯勞力上山打火。可她不明白，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比匹夫之勇、爭強好勝更管用。當大興安嶺地區方面一次次來電詢問火情時，她都沒有如實匯報；圖強林業局自動請纓支援，也被這個女強人謝絕了。不久，圖強、阿木爾兩個林業局便葬身於火海之中。
大火燒了半個月，身為林業部部長的楊鐘都沒有在第一線露臉，直到大火被全部扑滅，他也沒作任何檢討。據說他得了慢性病在住院，奇怪的是，他卻有體力出席外事活動。人們氣憤地說：「就是用擔架抬著，他也應該到現場來啊？！」
夠了夠了，官僚主義在這場大火中表現得太淋漓盡致了。誰如果還不大清楚何為官僚主義，不妨重新翻開這場特大火災留下的沈重記錄，「鮮活」的事例俯拾皆是。在熊熊大火的映照下，大興安嶺的老百姓方痛心疾首地看見，官僚主義已經如此嚴重地侵蝕了管理層的肌體。
火災剛發生時，如果指揮有方、應變積極，完全有可能及時控制火勢，傷亡和損失也不致於那麼慘重。但是，官僚主義在扑火救災中佔了上風。拖沓低效的作風、敷衍逃避的態度、好大喜功的積習怎能抵擋漫山遍野的烈火？
因為防火管理者麻痺大意，火災前發布的有關規定成了一紙空文，重大的氣象變化也沒有觸動官僚主義者的神經，大興安嶺怎能躲得過這場大難？防火戒嚴期禁止使用割灌機，通知到了地區防火指揮部一位副科長手裡，８個林業局他只通知了５個，恰恰是著火的北三局沒被通知到。５月５日，漠河縣防火辦的電話記錄上記載著地區氣象臺的大風預報和高溫警報，但縣防火辦主任卻把警報截留在辦公室，沒有向上匯報。
大興安嶺林業局局長邱興亞災後作的反省，點破了官僚主義滋生的根源，「僵化的體制，也使我們成為官僚主義者。」條塊分割的體制結構，使大興安嶺的防火工作先天不足，早早為災變埋下了火種。
大興安嶺是林業部直屬的森工企業，地方行政歸屬黑龍江省，而版圖又屬內蒙古自治區，歸屬問題經常扯皮。「一個媳婦三個婆婆」，注定了大興安嶺的命運：對每年實現的豐厚利潤，各方都虎視眈眈，極欲分一杯羹；而一旦有什麼困難，需要幫助，大家就都互相推諉。
每年除上繳黑龍江地方財政幾千萬元外，大興安嶺還要上繳內蒙古自治區幾百萬元「土地使用費」，上繳林業部幾百萬元管理費，就連提留的５０００萬元育林基金，也被林業部移走相當大一部分，真正用在防火上的不多了。
林區道路是快速扑滅山火不能缺少的「硬體」。修建道路的報告連年呈到林業部，林業部推到國家計委，計委又推回林業部，皮球踢來踢去，最後誰也不肯掏腰包。以煤代木，既節約木材，又可防火。大興安嶺林業局想修一條路連通附近的古蓮煤礦，由於不能向黑龍江和內蒙古要錢，只好找到林業部，可林業部遲遲不下達指標。大興安嶺想從護林防火基金中擠出錢來修路，林業部又不許他們動用這筆錢。
這場特大森林火災，不是天災，實為人禍，是大自然對官僚主義的一次集中報復。但願這一以血淚和生命得來的教訓能走進更多的人的記憶中，特別是走進管理者的記憶中。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把幹部真正置於群眾的監督之下，才是消滅官僚主義的根本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