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農村的財富差距沒有必要也無法拉平。但是，在一條幾十公里地鐵的造價就等於整個淮河治理的地方配套資金時，傾斜的財富無疑開始斜得過頭了。
一邊，是投資總額超過2000億元的全國近20個城市的地鐵項目；一邊，是為百億治水資金髮愁的沿淮貧困地區。更可怕的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在一個可疑的分洪邏輯下被放大。城市越來越富，也就越來越需要炸開農村的堤圍分洪來保護。順理成章的結果是：對農村而言，越沒有錢來治理，便越值得來破壞。
不能共享的繁榮是無法持久的繁榮。這個簡單的道理還並不為人們，尤其是富人所完全接受。其實，這就像水利專家總結出的人與水的關係一樣簡單：人不給水出路，水就不給人活路！在財富的分配上又何嘗不是如此。
淮河水災和上海地鐵坍塌事件應該讓我們警醒：不能老是將目光盯在山東的高速公路、上海的磁懸浮、北京的立交橋和西部的三峽上，到農村地區多看看就會發現，那裡的道路、橋樑、水利、供電、治污、生態等基礎設施水平依然很低，與城市、與GDP快速發展形成鮮明的反差。
2003年7月12日上午9時許，繼副總理回良玉之後，溫和的中國總理溫家寶，也出現在安徽省阜南縣蒙窪蓄洪區的王家壩大堤。「行蓄洪區群眾舍小家、保大局，無私無畏的犧牲精神讓全國人民感動。」據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報導，溫家寶緊握一名年愈古稀的老農的手，以政府總理的身份，向素有「小農意識」之名的農民們致謝。
正是這些手中沾著泥巴的淮河農民，在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下，承受了家園喪失的災難。官方統計數據稱，這場超過1991年的大洪水給安徽帶來了巨大損失：2500萬人口和3140萬畝農作物受災，被水圍困人口210萬，倒塌房屋15萬間……兩間茅草房在王家壩開閘泄洪後慘遭淹沒的劉金寶，他對採訪他的記者說了一句詩一樣的話：「秋天被淹掉了。」他的意思是，秋收的希望，也被洪水吞沒了。
豈止安徽，連同河南、江蘇在內的整個淮河流域，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洪水的洗劫。曾因淮河水患淹沒地底200餘年的明朝皇帝的祖陵，在出水30年後的淮河汛情威逼下安然無恙，但明祖陵所在的江蘇盱眙縣卻飽受淮河水災之苦。儘管洪水在緩慢退去，惦記房子夜夜夢迴家中的農民，卻不得不繼續生活在救災帳篷裡。據介紹，退水較快的盱眙淮河鄉的農民估計在半個月內可以返回家園，而其它一些地區可能還要等上一到三個月，或者更長時間。
一場洪水，就可能使行蓄洪區人民的生活倒退若干年，雖說國家在實施行蓄洪時，對災民的生活作了一定的安排，但只要行蓄洪區的人民還指望著行蓄洪區的土地生活，富裕就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奢望。
過去的12年裡，國家投入淮河治水的資金高達253億，淮河流域「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情勢已成過去，但水利專家同時承認，淮河現有的抗洪能力標準還比較低，對付像今年這樣大的洪澇仍然乏術。雖然用大堤鎖住了洪水，但遇到豐水年份，還會發生干流洪水向支流、窪地倒灌的「關門淹」。治淮依舊「任重而道遠」。
有關方面宣稱，病險水庫是影響防洪安全的諸多因素中的「首惡」。一遇暴雨洪水，特別是短歷時強降雨，就很可能垮壩失事。1991年以來，235座水庫垮壩。中國現有病險水庫30413座，超出水庫總數的1/3，其中大型病險水庫145座，中型1118座，小型29150座，受暴雨洪水影響，去年全國還有1萬多座水庫不同程度地發生水毀，急待修復。
評論家認為，包括移民在內的治淮行徑，是一種帶有亡羊補牢意味的還債行為，過去我們欠大江大河、農村水利的欠債委實太多了。月初，溫家寶召集一些經濟學家座談，應邀去中南海的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說，政府政策應加快向公共政策轉變，不斷增加「公共品」供給是政府的責任。
2003年7月2日，即溫家寶赴淮河災區之前10日，總理就上海軌道交通4號線事故，致電主政上海的高級官員，要求上海及時檢查、加固防汛牆，以確保汛期安全。此前一天凌晨4時許，上海軌道交通4號線浦東南路至南浦大橋區間隧道，施工時突然出現滲水。瞬時，大量流沙湧入隧道，內外壓力失衡導致隧道部分塌陷，五個小時後，位於中山南路847號的一幢八層樓房裙房坍塌。
自溫家寶致電上海的當日凌晨始，董家渡外馬路段長約30米的防汛牆受地面沉降影響，開始沉陷、開裂。最後轟然倒塌。據稱，這是50年來上海市區第一次發生的江堤倒塌嚴重事故。
上海軌道事故給國內地鐵投資狂熱上了慘痛的一課。《中國經營報》援引有關專家的話說，一哄而上的地鐵計畫背後隱含的除了有可能的赤字隱患外，還可能是伴隨急功近利而來的安全生產問題。有關人士認為，當下中國各大城市希望修建地鐵的勢頭過猛。據悉，有地鐵運營後希望地鐵網路化、正在施工和準備上報立項的城市已經超過了20個。正在修建的地鐵項目投資額已經超過了1000億元，再加上準備修建的，總投資額將超過2000億元。
方案嚴謹的上海出事了，這對正在「大干快上」的地鐵建設，無異一瓢當頭澆下的冷水，促人警醒。需要醒悟和警惕的不僅是地鐵建設，城市建設中，還有機場等等基礎建設項目。專家們對城市盲目投資建機場造成的浪費極為痛心。阜南王家壩災區所在的阜陽市，曾投資3.8億建機場，《經濟參考報》披露過「阜陽小學生被要求集資建機場」的事。就是這樣建成的機場卻閑置著。
近幾年來，城市基礎建設中的攀比之風，被打著「改善投資環境」之類的旗號愈演愈烈。2003年春天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和委員們對此口誅筆伐：剛說「汽車熱」，就雨後春筍般冒出一個又一個汽車城;一談城市化，別提多小的地方都搞「大廣場」……
向城市傾斜，是中國一以貫之的財政政策。1998年以來，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長期國債，加強了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但用於農業的份額很低。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李成貴所說:「近年來財政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分配益加失衡。」
中國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在不斷下降。2000年中國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1298億元，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大致維持在8%左右，比1990年低2個百分點，比1980年低4個百分點，沒有達到《農業法》的要求，即「國家財政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應當高於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
另一方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顯著擴大。2001年，二者差距為1：2.9；2002年的差距超過1：3。若按照世界銀行的估計進行調整，真實的差距有可能達到1：5。這一差距，按照國際標準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見的。增減之間，不少地方的農村，已看不到改革初期呈現出的生機和活力。政府在醫療和教育諸多層面，欠了很多的賬。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發展中國家經濟閃現被稱為「奇蹟的15年」；但此後的20年發展速度顯著回落，成了這些國家「失去的20年」，反思「現代化中斷」，答案是「農村拖住了城市」。觀諸今日中國的現實，李成貴說：農民增收空前艱難，城鄉收入差距日趨拉大，城鄉間關係並不比拉美的情況明顯合理，不能不令人為之擔憂。
故而，專家們向政府進言：應適度加大用於農業的基建投入比重。盡快建立起國家農業支持政策體系，在更加協調的宏觀經濟增長的範圍內，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給予更大的支持，為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服務，給予農民更多實實在在的補貼，讓農民共享收入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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