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從規模上來說是史無前例，但就其性質看並不是史無前例，文化大革命前已經多次發生過類似的小革命或中革命，文化大革命不過是這一系列「革命」的繼承和發揚光大而已。在20世紀80年代初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的領導幹部會議上，討論文革是否是一場「空前浩劫」時，時任副委員長的譚震林拍案而起說：「什麼空前浩劫！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蘇區的肅反，就錯殺了紅軍幹部和戰士幾千人，難道不是浩劫？」譚震林講的就是20世紀30年代初發生在中央蘇區的肅清所謂反革命AB團的「富田」事件，當時大搞逼供信，紅二十軍從班長到軍一級領導幹部幾乎全部被殺，連陳毅和胡耀邦也險些被殺；在此前後，鄂豫皖紅四方面軍也發生了類似的慘案，2500多名排以上幹部被逮捕和殺害；再接著是延安整風後期的「搶救運動」，也是大搞逼供信，成百上千的「叛徒」、「特務」被「搶救」出來；建國初期，在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傷害了一批人；「三反」運動時，不少地方為了完成打「老虎」任務，搞逼供、誘供，打出了一大批「假老虎」，全國高達18.9萬人；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和潘漢年、楊帆冤案，由此引發的肅反運動由於「錯斗」、「錯捕」、「錯關」、「錯判」，又造成一批人的冤案；1957年反右運動中，把包括領導幹部、知識份子在內的55萬人定為右派；1958年在軍內反教條主義中，肖克、李達等一批人被錯誤地定性為「販賣資產階級軍事路線」、「進行反黨反軍委領導的宗派主義活動」的「小班子」,並傷及德高望重的劉伯承元帥；1959年「廬山會議」構陷的「彭、黃、張、周」冤案，由此引發的「反右傾」運動中遭到批判或被劃為右傾分子的黨員幹部竟達365萬人之多；1962年在對小說《劉志丹》批判中構陷的以習仲勛為首的「反黨集團」；1963-1965年在農村和城市分別開展的「四清」和「五反」運動，提出農村以至全國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掌握在敵人手中，大搞扎根串聯，「層層追根」，支持地方出現的奪權事件，這實際上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先聲。由此可見，從20世紀30年代中央蘇區肅清AB團到20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和「五反」運動，在黨內、軍內、政權範圍內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上演一場人為製造的「革命」，就會有一批人被無辜地打倒或「消滅」。區別只在於「革命」的大小、程度和表現形式不同而已。換句話說，早從中央蘇區開始，就始終有一個以革命名義存在的陰暗面在活動，在發展，在尋找機會製造那無法無天的悲劇。可以說是屢屢得手，無往不勝，並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到文化大革命，這個陰暗面終於迎來了充分展露才華、展露能量、展露面目的時期，於是幾十年來的「小革命」和「中革命」終於發展成為史無前例的「大革命」，幾十年的「小悲劇」和「中悲劇」終於發展成空前的「大悲劇」，幾十年來「小范圍」和「中範圍」的無法無天終於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無法無天。
文化大革命使大多數老幹部成為受整的對象，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幹部在以往的運動中也整過別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中老幹部的全面挨整不過是以往運動中幹部你整我我整你的「合理」發展而已。指出這個事實的確會令許多人不快，會觸動許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紅衛兵小將」羞辱、而後「蹲牛棚」受苦、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又以受害者的姿態揭露文化大革命種種「整人」罪行，卻避而不談自己在歷史上也曾整過人的人們的神經。但要徹底反思文化大革命，要真正做到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就不能迴避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揭開這個「血淋淋的創傷」。事實上，由於幾十年來各種運動的此起彼伏，由於每一次運動都要求觸及每個人的思想靈魂，都要求有「對立面的不調和的鬥爭」，都要求自覺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武器，而每一次運動的必要性和神聖性又是那樣的不容置疑，所以，多少年過來，幹部中很少有人置身於「整人和被整」的圈子之外。區別只在於整與被整的程度不同、積極主動和不得不整不同、往死裡整和馬虎應付不同，如此而已。即使是道德高尚的人物也很難例外。例子可以說比比皆是。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數老幹部挨整，固然和林彪、「四人幫」的利用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經奠定了這個基礎。既然以前是你整我、我整你的一筆糊塗帳，文化大革命來一次「打倒一切」的總算帳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文化大革命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國家機體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如官僚階層與群眾的矛盾，上層與下層的矛盾，黨內與黨外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不可能真正解決這些矛盾，但文化大革命進一步證明了解決這些矛盾的重要性。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是很複雜的，既有防修反修的意圖，也有為貫徹自己的主張清除阻力的打算。另外，還包含著反官僚主義、特別是反對黨內幹部高高在上，和普通黨員、黨外群眾、基層人員形成對立的考慮。一些當權者仗權欺壓群眾，甚至魚肉群眾，還有一些當權者在工作中長期搞強迫命令，動輒打擊報復；一些當權者貪佔嚴重，生活腐敗，還有一些當權者在過去的運動中整了不少人。所有這些霸道的「官僚主義」及其行為，自然要成為文化大革命打擊的對象。毛澤東提出的「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僚資產階級的壞幹部」，理所當然地包括這些人在內。文革前開展的「四清」就已經提出了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實際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決上述幹部問題。而從已經開展「四清」運動的地區看，這方面的人和事的確揭露了不少，整了一批應當整的「四不清」幹部，出了許多群眾的氣。當然，同時也冤枉了一批人。正如《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所評價的那樣：「歷時三年多的城鄉社教運動（指「四清」和「五反」運動──引者注），對糾正幹部多吃多佔、強迫命令、欺壓群眾等作風和集體經濟經營管理方面的許多缺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使不少幹部和群眾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對相當一部分幹部來說，文化大革命對他們固然有不公正的一面，也有公正的地方。不能籠統地說所有在文革中受整的幹部都是純粹的被迫害者。另外，毛澤東在文革中提出的群眾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從衝破高度集中的體制、讓群眾真正當家作主而言，並沒有什麼錯誤的地方。中國的改革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從本質上說正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結果。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民群眾自發搞大包干，後來又搞村民自治，都不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實踐嗎？當然，文化大革命沒有解決也不可能解決官僚體制、官僚主義階層和群眾的矛盾，相反卻把這個矛盾弄得更加複雜化甚至有點撲朔迷離了。但文化大革命以極端的方式提出並證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中國要完成的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法制建設，就是要變高度集中的官僚命令體制為民眾當家作主的民主治理體制，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階層和群眾的對立問題。
文化大革命將以往歷次運動的弊端推向極端，文化大革命將以往的黑暗面、黑暗勢力發展到極端，文化大革命使積累的歷史問題做了最充分的暴露，文化大革命使長期以來積累的社會矛盾充分集中在一起並使其簡單化了，文化大革命使迫害者和受害者、鬥爭者和被斗者、別有用心者和誠心誠意者、造反派和當權派、紅衛兵小將和革命老幹部、「黑五類」和「根正苗紅者」、官員和群眾、上層和下層、領袖和人民、勝利者和失敗者都感到極度疲憊、前途渺茫，從而為徹底結束運動、走出極左怪圈準備了條件。古語說「物極必反」。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有貢獻，那麼主要貢獻就在於通過它達到了這個「極」，因而以後才比較順利地實現了撥亂反正。嚴格地說，文化大革命沒有勝利者和失敗者，受迫害者固然是失敗者，然而許多迫害者後來又何嘗不是受害者？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是當初最大的迫害者和勝利者，後來怎麼樣呢？千百萬紅衛兵小將在文革初期好不風光，轉眼之間就被大批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後遺症一直到現在。各地的造反派先是在武鬥中死了大批人，一些佼佼者經過惡鬥狠批立下「汗馬功勞」，好不容易被結合到革委會去，不久就開始嘗到受排擠的滋味，林彪集團完蛋後其中一些人被打入和林彪集團有關的另冊，粉碎「四人幫」後又有不少人被作為「四人幫」的爪牙處理，剩下一些人最終也因為「打、砸、搶」上臺被清除出了領導班子。
文化大革命集以往運動之大成並將其發揚光大，使以往所有的問題、弊端、黑暗面得到了最集中、最充分、最全面、最淋漓盡致的暴露，不但使歷史上難以明辨的是非變得簡單了，而且使人們從靈魂深處對這些是是非非感到深惡痛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