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啼笑皆非的是，SARS剛過，北京在7月1日鄭重告訴世界，他們將把那個中斷的「不務正業」進行到底──而且還打算掀起一個「新高潮」。瞭解中國當代政治史的人都明白，那個在理論上一竅不通的「重要思想」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政治煙雲。但遺憾的是，儘管人們普遍相信「文革」以後學習政治語錄的狂熱已經不可能在出現了，但中國人仍然在今天還要受這種形式主義的愚民政治的折磨。這無論如何是這個民族的悲哀。
但仔細想想也許問題還不至於太令人絕望。事實上這種「運動」基本上徒有虛名。從主席台上到普通黨員，都在迫不得已地進行政治表演，也在急不可待地等著散會。至於普通民眾，這個高潮早已和文革的狂熱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對此一點興趣都沒有──除了嘲笑的興趣以外。在這種意義上，掀起「新高潮」的運動不過是「文革政治」企圖回潮的妄想而已。可以說，「高潮」沒有開始就「退潮」了。
圍繞「7-1講話」和「胡溫新政」人們在進行了各種爭論。特別是7月1日之後，無論是對胡抱有希望的人士還是反對者，似乎以相反的方式一致表達了對中國政治的悲觀。也許這是兩種不同種類的急切。問題的關鍵在於，「7-1講話」並不是那種倒行逆施的既得利益的反撲的開始，毋寧說是這種自私和虛榮力量的恐懼，是這種恐懼強弩之末的最後努力。
周正毅案發回上海似乎是一個不祥的信號，但香港反對23條立法的大遊行卻給北京政局增加了一個全新的變數。人們不應該忘記23條立法出臺的真正背景，在一定意義上，它是上一屆主政者遺留下來的問題，或者說它不是新一屆政府的政治問題。而這一問題當時之所以發生，原因之一和香港「縱容邪教」以及「異議人士」有關。如果這一分析成立，那麼「倒董」的政治意義就不僅僅侷限在香港了。
值得一提的是，7月5日，沉默了幾天的董特首神情凝重地告訴新聞界，港府打算對23條提出「修改意見」。我們先不討論這些修改意見如何避重就輕或者是權宜之計，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政治上的讓步。根據中國政治固有的特點或缺陷，這種政治讓步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方面作出的。但令人疑惑的是，就在前一天，北京在香港的喉舌《大公保》還宣布「決不妥協」（一個饒有興趣的現象是，一向見風使舵的香港鳳凰臺這幾天似乎也找不到風向了）。介紹這個案例是想說明，「7-1講話」並不標誌北京政治的某種倒退式的定局─一切都在演化之中。而毫無疑問的是，「7-1」發動的「新高潮」的政治表演，在發動的當天就基本結束了。
作出上述相對樂觀的估計，並不是完全指望真有一個「胡溫新政」。人們必須明白，時勢比人強，時代畢竟在進步，社會畢竟在開放。用已故學者李慎之先生的話來說：中國民主化的條件已經成熟了，而且已經濫熟。在這種條件下，新領導人即使缺乏啟動政治開放的勇氣，但也沒有辦法開倒車。此外，對政治領導人不能有救世主情結，但也應該放棄敵人意識。自由主義觀念應該在這兩個極端思想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因此我們在目送北京那個短命的「高潮」的同時，應該反省一下封閉社會裏民間和政府的理性關係。
我覺得這種關係最深刻地表達在《聖經》思想中。首先由於神的公設使民間和政府處於一個道德平面上，這就避免了任何一方自任救主的合法性，也避免這一僭越必然導致的你死我活的互相行凶。在漢語思想中，特別是五四以來，對「救世主」思想的批判是不完全的，「54式」的自由主義一方面批判「救世主」思想，但這種批判是單向的，是僅僅針對政府以及政府的支持者的。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批評家本身在這一批判種建立了新的「救世主」人格。
在一定意義上，這種精神狀態和共產主義革命的勃興是密切相關的。其次，在《聖經》文化中，生命價值高於政治身份的價值（包括民間身份的這種自我確認），超驗真理的價值高於世俗主義的價值。
舉例來說，如果給「某領導」寫信能拯救那個被餓死的三歲女孩子的生命，「民間的堅守」是完全可以暫時放棄的。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民間的堅守」或「自由主義的清高」恰恰是對「救世主」的敬重。這些朋友忘記了，你應該有超越對方的更高的價值追求。也恰恰是由於這更高的追求，才使你有可能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希望北京某些政治努力的「低潮」能進一步激發中國自由思想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