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多年前，中國人制訂了一個非常宏大的計畫，那就是進行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如後來我們所知道的，這場計畫果然在「地大物博」的中國成功而又持久地展開著，基本上是按照設計者所安排的內容和程序展開的。那一場浩浩漫漫的混亂和屠殺，至今還無可拒絕地刻印在少數有靈性有良知的人心中。
可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或者說，早在二十多年前那個被認為文革業已結束的日子，還是這樣的中國人，卻制定了一個更加宏大的計畫，把一場關乎十億人的榮譽與尊嚴、關乎整個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的浩浩漫漫的混亂和屠殺遺忘並且抹去。正如現在我們所已經知道的，這場遺忘與抹去的計畫也執行得相當成功，而且相當持久。它的成功而又持久甚至決不亞於當初的發動與展開。為了更好地配合遺忘，為了更有效地從生活的深處將它抹去，我們不能談論它，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訴它對人的蹂躪和凌辱，不能對它進行反思和批判。我們希望它發生的時侯，它果然就發生了。我們需要遺忘它的時侯，我們果然就遺忘了。今天的年輕人，面對這一片表面的平靜與安祥，誰會相信在這片大地上曾經有那麼風風火火的文革。別說對於三十多年前的事人們已經沒法相信，即使是對於大約十年前的故事，人們也已經遺忘得十分徹底。面對那血腥的照片和畫面，新一代的大學生說，沒準這是美國人製作出來的照片，他們有那樣的高科技，還有什麼做不到的。這就是新一代大學生對於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現實的認識和理解。聽了這樣的話，我終於相信，我們中國人真是沒有什麼人間奇蹟創造不出來。連我們自己殺人的照片，也可以栽贓到外國人頭上，我們還有什麼別的罪惡不敢做的呢。
曾經聽見過有人議論，中國的文革會不會再一次發生。很多人說，那是決不會的。更多的人則認為，文革離我們已經非常遙遠了。我想對這樣輕漂漂的話送上幾句冷嘲。但我終於既沒法冷也沒法嘲，我只能輕輕地說，強迫大家遺忘文革並且大家果然遺忘了文革，也許這就是正在發生著的又一場文革。把自己殺人的罪行栽贓到外國人頭上，這就是正在發生著的又一場文革的一部分。這又一場文革的愚昧、罪惡、無恥、下流，決不亞於三十年前的那一場混亂和屠殺。
二
有一首歐洲人寫的詩，每一段的開頭都說：「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通過回憶，業已逝去的歷史得到了重新呈現，曾經體驗過的痛苦與歡欣得到了一次強化。回憶是對歷史的一種選擇。在回憶的過程中，人們有意地記憶一些東西，遺忘另一些東西。在這種選擇的背後，不動聲色地站著回憶者的價值期待和文化理想。一個對自我生命有著美好期待的人，一個渴望自己不斷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貴、超越的人，在他的回憶活動中，一定會非常認真地反思與這些理想相背離的妄念和行為，非常痛心地懺悔他的一切過失和罪惡。對於他來說，回憶罪惡就是對罪惡的清算和清洗。沒有這樣的清算和清洗，人只會永遠深陷在他過去的罪惡之中，並且只會沿著這種罪惡的慣性無可自控地繼續進行那樣的罪惡活動。
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回憶一下吧，可憐的中國人。回憶一下那天早晨，我們突然被一個紅色的袖套套住了手臂，同時被告知，我們從此就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將，從此也就擁有了做一切想做的事情的權力。那是一個多麼神秘的早晨啊，即使是在我們的回憶中，也還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回憶一下吧，中國的阿拉巴巴，回憶一下那個夜晚，那個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們無端地衝進一個平民百姓的家，將一位善良的少婦拉出被窩，逼她交代她自己也無法弄清的罪過，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回憶一下北京的深宅大院，就是在這樣的大院裡，所有的紅衛兵都在對著一位上了年紀的官員的光頭吐唾沫。那麼多的唾沫，從光光的額頭上往下流，流到他的眼睛裡，流到他的鼻子上，流到他的嘴巴裡。這位老人則像一座雕塑那樣僵立在那裡，既不能揩一下額頭，也不能說一句話。他只能以巨大的恐懼戰戰兢兢地僵立在那裡，不知道下一刻將有什麼樣的凌辱降臨到這個可憐的額頭上。回憶一下吧，所有曾經做過錯事，或者自以為沒有做過錯事的中國人，回憶一下上海的那個臨街的窗口，和那個窗口上所垂挂的兩具遺體，當代最有骨氣的文化人和最傑出的文學翻譯家，與他的妻子一道，用這兩具聖潔的遺體，表達他們對於一個野蠻民族的失望與悲憫。在相隔不遠的另一所寓所裡，當代最傑出的女鋼琴家，跟她的母親和弟弟一起，告別了那一片鋪天蓋地的喧囂，從容地走上了一條寧靜的死亡小徑。
一切活著的人們，至少應該選擇一個日子，深切地進行那麼一次回憶。至少要調動起我們依稀可存的那麼一點自尊心，回憶一下那些死者的苦難與恥辱，藉以反思一下我們自己的苦難與恥辱。那些高貴的人拒絕跟我們一樣作惡，也拒絕跟我們一起呼吸那樣罪惡而又下流的空氣。他們在全民犯罪中選擇死亡，也就是在精神的地獄中選擇了對天堂的嚮往與追求。他們以對愚昧世界的遺棄言說著他們的抗議和忠告。我們不懂得跟他們一樣愛這個世界，也就不配跟他們一樣善良而又自尊地活著。因為我們不配跟他們一樣善良而又自尊地活著，所以他們只好選擇了善良而又自尊的死亡。我們至今讀不懂他們的死亡，是因為我們的靈魂永遠讀不懂生命的清潔與尊嚴。我們連起碼的自尊心也已經蕩然無存了。那些捍衛尊嚴的死者，就像一道過於深奧的數學題，不但被我們客觀地置於我們的知識之外，而且被我們主觀地推到願望之外。我們之所以不懂得回憶，不是因為我們真的不會回憶，而是因為我們不願回憶。一切都已經由近而遠，久而久之，一切都將由遠而無。當一切都果然由遠而無之後，我們又可以在這「無」的廢墟上重新跳起紅色舞蹈，重新舉起紅色鞭子和屠刀。
我們就從屠刀開始我們的回憶吧。我們應該定定地看清那把屠刀，計算一下它殺了多少人，它從我們民族生活的深處砍去了多少正義、良知和尊嚴。如果你的記憶過於淡漠，那麼請你聽一聽清醒者的提示吧。僅有的幾個清醒者，他們想喊出幾句忠告，可是他們喊不出來。他們所企圖陳述的清清楚楚的事實，總是不能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人們面前，總是不能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與注意。我願意作他們的轉述者。如果人們從來沒有注意過關於那把屠刀的言說，我就以我的轉述強調一下清醒者的提示。這個提示也許可以喚起某幾個人的某幾縷記憶的游絲？
在《「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這樣寫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此，斗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斗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斗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該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文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著名散文家劉燁園先生在《托咐》中寫道：「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某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７６人；同年１１月，某縣民兵槍殺６９人；１９６８年７月，某軍分區調動八縣兩礦一廠一郊武裝人員進攻某群眾組織，打死１４６人；同月，某縣以『群眾專政』為名，殺死３６８１人，使１７６戶全家滅絕，佔全縣『文革』中死亡人數９３％；同年８月，軍隊和某群眾組織攻打另一群眾組織，據不完全統計，僅此一戰，打死１３４２人，俘虜８９４５人。走到某照相館門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隨意槍殺其中２６人；還是這個月，軍隊聯合十縣及多家兵工廠的武裝人員，一次圍剿某縣群眾組織就抓捕一萬餘人（當時全縣人口十萬人左右），槍殺１０１６人……；全縣８６個大隊，８１個殺了人……此類事件，不堪枚舉！我曾略做統計，成批殺人之事，各縣市皆有。幾十年後平反，證明幾萬冤魂，全系無辜被害！而殺人手段之殘忍，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類，若非官方文件所載，當事人供認不諱，即使我等親見其地殺戮之烈者，亦難信之。而這還僅為我當年所生活的一個省的現實（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之一角），僅為乾瘦的歷史線條。最有思考價值的活生生的場景，其深處不知要複雜多少萬倍，但恐怕是再也難以復原了。」（文見電腦列印稿，估計尚未發表過）。在描述了一系列慘酷的歷史事實之後，作者沈重地說：「三十年無祭」。
為什麼這個民族如此沉著，面對如此可怕的罪惡可以無痛無悔？有人說，中國人在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苦難中，早就培養成了「不在乎」精神。《史記》中那麼多令人髮指的故事，《資治通鑒》裡那麼多令人噁心的故事，誰有力量認認真真面對它？如果沒有一點不在乎精神，早就被這些沈重的故事壓得喘不過氣來。誰願意背著這麼沈重的包袱，戰戰兢兢過日子。
然而，忘掉歷史，忘掉自己親手造出的罪惡，然後在每一個類似的歷史關口都肆無忌憚地造出同樣的罪惡，－－我們能心安理得地這樣循環下去麼？《狂人日記》的主人翁曾經試圖勸轉作惡的世人，並說將來的世界容不得作惡的人居住。狂人真是太天真了，魯迅真是太天真了。現在就是狂人當初所說的將來的世界，在這「將來的世界」上，依然住著我們這些罪惡纍纍而且不思悔改的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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