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這一個回答不可小看，正如新保守主義者在「小布希時代」不可小看一樣，因為華盛頓現在是新保守主義者的天下。
小布希總統今年二月在華盛頓企業研究院 (Enterprise Institute) 講話中完全不掩飾對「新保派」的情有獨鍾。他對在場自詡為信奉「斯特勞斯主義」的「新保派」記者、政治思想家和政策制定人或分析家說，「你們是我們國家中最傑出的大腦。而我的政府雇佣了20個像你們一樣的人。」
這其實已經是小布希謙虛的說法，他手下制定美國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的班子人人額頭上都或多或少地刻著「斯特勞斯主義」。 國防副部長、被稱為美國外交和安全戰略「建築大師」的保羅.沃夫維茨，無疑是小布希政府政策「大腦「中最具影響力的「新保派」人物。另一個舉足輕重的「斯特勞斯主義」信徒是曾擔任國防部國防政策諮詢會（Defense Policy Board）主席的理查德.伯爾（Richard Perle）。最近剛剛被副總統切尼起用為副總統國家安全副助理、任命還未公開宣布的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愛倫.傅萊堡（Aaron Friedberg）也是「新保派」圈內人物。因為小布希政府從組閣之初就著意摒棄中美問題專家，傅萊堡的任命將意味著「新保派」對美國對華政策將進行直接的影響。
什麼是 「斯特勞斯主義」 和「新保派（neocon）」？
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里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被自己的學生曾出任哈佛大學政府系系主任的曼斯菲爾德（Harvey C. Mansfield, Jr）稱為「在1973年去世，生前默默無聞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教授」。 斯特勞斯主義在六七十年代被相通道德相對主義、更為實際的的美國外交政策制定人所排斥。自從里根政府開始，斯特勞斯的崇拜者厄爾溫.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諾曼.伯德霍茨（Norman Podhoretz）和開始成為那時政策制定人的座上客，他們忙於為已經決定的出於實用主義考慮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根據。曾經師從布魯姆和曼斯菲爾德的威廉.伯納特（William Bennet）曾直接在里根和布希一世政府工作過。但不管怎麼樣，斯特勞斯主義的信徒終於等到了21世紀開始的時候「多年媳婦熬成婆」，自己成為擔當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的靈魂人物。
斯特勞斯是一個中產階級正統猶太教家庭長大的。他在1934年移民到英國，在那裡寫下「湯姆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一書。他最後來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執教近25年。
乍一看上去，斯特勞斯的理論和當今政治相離甚遠，他似乎完全沉溺在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世界。然而如果細細研讀，不難發現為什麼小布希政府的戰略學家和際政策制定者如此多地依重斯特勞斯的思想。
紐約時報的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說斯特勞斯個人的經驗決定性地影響他後來的思想形成。他還是孩子時目睹俄羅斯十月革命以及自己險些未逃出的納粹對猶太民族的大屠殺使他清晰地看到邪惡的可怕。他在著作《關於暴政》中寫到，「當我們被帶到與一種暴政面對地對峙的境地－這種超過過去最厲害的思想家最大膽的狂想的暴政--我們的政治科學無法識別它。」斯特勞斯說，「為了使世界變得對西方民主更安全，我們必須努力使整個世界民主化，使得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國家中的社會變得民主。」斯特勞斯的學生，後來也在芝加哥大學教書的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更進一步解釋說「古希臘人實行的民主代表了最高形式的文明，自由社會是人類所設想的最好的社會「。沃夫維茨就是布魯姆在康奈爾大學的學生。
斯特勞斯強調「強者取勝的自然權利」。他相信（其他文明的）暴政對西方世界強大的軍事力量的恐懼。「但是斯特勞斯不相信對外國進行軍事佔領，他說，「即使是最低等的人寧可受制於自己人而非外國人。」對於斯特勞斯來說，保衛西方民主，對抗野蠻敵人是一個自然權利，是一個賦有責任的權利。他早在1964年就觀察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正在積累緊張局勢，因為二者都提出自己版本的「普世宣言」，然而彼此又不得不同對方心懷怨恨、不甚舒服地共存。
強調閱讀包括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西方古典主義思想的斯特勞斯學派力主在政治上區分「敵人」和「朋友」，其思想依據是在古典，尤其是修西底德的戰爭思想，柏拉圖的《游敘弗倫篇》，古羅馬的帝國理念，以及希伯萊聖經的首卷 －－《創世紀》中的政治。關於孰善孰惡的重大問題，人類永遠沒有一致的答案，因此，人必以「群」而分成敵友。這是古代哲人關於人類自然品性的政治教誨。「敵友區分」的理念在國際政治中就意味著「衝突」乃至「戰爭」。「政治上的成熟」意味著首先認清自己的「政治敵人」，然後把自己變成那個敵人的敵人。換言之，政治上的成熟就是學會在政治的敵意中獨立生活。
被小布希政府挾持的「斯特勞斯主義」
斯特勞斯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理論從2001年開始被一批政治上雄心勃勃的人所駕馭，並為己所用。
「新保派」不僅在目前美國政治學象牙塔內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他們同其他學派比，更為不同的是其對國家安全戰略制定、實施和思想的傳播，尤其是五角大樓決策層，具有深刻的影響，這其中包括美國最高法院的黑人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新保派」他們資助美國的思想庫，或是親自打理這些重要的思想庫，撰寫這些思想庫的研究報告，比如里昂.加思（Leon Kass）小布希政府之下的生物道德委員會的主席。這些「新保派」思想通過這一派控制的從低到高、大大小小的刊物、廣播、電視和報紙社論版傳播自己的思想，兩個最明顯的例子是曼斯菲爾德的學生威廉.克里斯托是旗幟週刊 (Weekly Standard) 的創辦人，他是華盛頓極具影響力的一個聲音，他的報紙也是白宮必看的資料。克里斯托最近的名言是，「如果人們想說我們是帝國主義強權，行！」還有一個是新共和 （New Republic）雜誌的阿爾弗雷德.勒諾普（Alfred Knopf）。
這批人往往是美國學術界的「逃犯」，按照法國費加羅報所勾畫的美國「新保派」政治剪影，這些「新保派」知識份子常常帶有猶太裔和紐約味道，而往往是從政治左派起家。這些人中的一部分至今還叫自己為「民主黨人」，他們讀嚴肅政治或文學雜誌，穿著隨便，對社會和道德問題往往持自由派觀點，既不反對墮胎也不表現基督教狂熱傾向。他們唯一的野心是駕馭華盛頓的政治和權力。
斯特勞斯主義信徒常常是通過走上仕途的前任學生來影響政治。無疑生前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力的斯特拉斯本人就是這種靠個人和學說魅力而造就一批身傳弟子和仰慕者的範本。這一傳播思想的途徑無疑也被他自己的傳人所採用。
布魯姆在自己小說式的自傳中勾畫了一個艾比.拉沃斯坦(Abe Ravelstein)的角色，拉沃斯坦教授一個重要的活動是給自己已經在政府裡佔據高位的老學生打電話，以施加政治影響。毫無疑問，這是布魯姆自己的寫照。布魯姆過去的學生菲利普.格曼（Philip Gorman）曾經在布希一世政府擔任和現在沃夫維茨類似的角色。布魯姆的另一個頗具影響的學生是著有《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作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已經去世的「斯特勞斯主義者」、芝加哥大學數學家和核戰略學家阿爾波特.沃利斯蒂特（Albert Wohlstetter）理論包括「漸進威懾（Graduated Deterrence）：使用「靈巧」、精確制導炸彈的有限的、小規模戰爭。他兩個最出名的弟子是沃夫維茨和伯爾。沃利斯蒂特的學生還包括小布希政府派去伊拉克同伊拉克反對派探討伊拉克前途的扎爾梅卡裡扎德（Zalmay Khalilzad）。
亞洲政策上的「新保派」
美國哈德森學院（Hudson Institute）的高級研究員羅伯特.杜加里克（Robert Dujarric）認為到現在為止將國家明顯定性為「好」和「壞」的「新保派」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中東政策領域，他們在情感上完全投入到中東事務上，主要體現在對以色列的「一邊倒」，在美國用兵上比較傾向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新保派」首當其衝地應為美國對伊戰爭打響負責任。
杜加里克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目前『新保派』在美國對亞洲政策上還沒有施加有效的影響。他們當然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一個大的威脅，但是在9／11之後這些人幾乎停止談論中國。而在北朝鮮問題上他們認定北朝鮮對美國構成威脅，但是還沒有下定決心是否該支持使用軍事手段。」
無疑「新保派」將繼續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制定方面起決定性地作用，雖然斯特勞斯還是繼承他衣缽的身傳弟子所代表的「斯特勞斯主義」本來最多不過是美國古典主義學者對於西方文明的一種思想上的頌揚，而不是要指導政治家在政策上如何行動。曼斯菲爾德在 新共和 （New Republic）雜誌中寫道，「斯特勞斯主義者公開的記事議程就是為了讀好書而讀好書，而不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讀古書。」無論如何，斯特勞斯被現在的小布希政府立為事實上的精神「教父」，斯特勞斯只能在天堂裡發出無奈的嘆息。
《華盛頓觀察》週刊，2003－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