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在發現第一個病例的一開始，就能夠掌握疫態並積極地與相關的國際衛生組織進行聯繫溝通，並把疫情立即一五一十地告知民眾；如果我們能夠採取切實的而不是虛假的、揭露的而不是隱藏的、對人民群眾生命認真負責的而不是處於保權衛黨需要的一系列有力的措施，那麼，SARS疫病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肆虐其發源地廣東省，而且也擴大到全國的大部分省份，更不會以其可怕形象肆虐全球、危害世界了。SARS病菌不但已經並正在日趨嚴重地影響著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項，而且也廣泛深入地施以不良的乃至極其惡劣的影響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它的危害性會與千方百計地遮掩它的現存於中國大陸的專制極權政體一樣，將帶給人們巨大的苦難，並定格在歷史悲慘的回憶裡。
要根除SARS病源體，就要找出其發生發展的根源；要找出遮掩這種病源體並由此導致的危害全球、危害全人類的元凶，即其所代表的撒謊成性的政治制度，就要使重大事情告知人民的現代化制度體系刻不容緩地得以建立並能夠確保其落到實處。
以往的重大事情一概保密的不良的反動作為應該加以徹底摒棄。什麼都是國家機密，地震造成的損失是國家機密，洪澇造成的災禍是國家機密，偉大領袖搞小蜜是國家機密，颳風下雪是國家機密，山呼海嘯是國家機密，那麼，天打五雷轟是不是國家機密？看來，這種種國家機密也應該到天打五雷轟的時侯了。不轟它一轟，遮蓋一切重大災禍的國家機密肯定要繼續貽害無窮、為非作歹、草菅人命且無所不用其極。
自然災害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成為國家機密。要是人禍成為國家機密，那倒是有其缺德無道、昏庸流氓的道理，因為這是為了保持極權專制的一黨之私的需要，是為了保持皇權寶座的穩定所可能和必須採取的愚民政策。比如：五十年代初「鎮反」運動到底殺害了多少人，每個城市按千分之五的比例（毛澤東對黨內的指示）殺人，究竟有多少人頭落地，其具體數字始終是不能解開的秘密檔案；在風調雨順的1960~1962年所謂的（自然災害）時期，全國各省、市餓死人的數字以絕密文件的形式快遞到紅色王朝的君王毛澤東的手裡，竟成了餓死三、四千萬人的絕密！1964年的（四清）運動到底有多少人死於冤屈，這不還是一種機密？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毛澤東語錄），據胡耀邦統計，受株連的大約有一億多人，非正常死亡的達到了好幾百萬乃至上千萬。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罪惡始終是中共官方的機密，所以，直到現在那些成百上千萬的冤魂始終難以瞑目；1989年的學生運動，在槍桿子裡面保政權的（6 ）大屠殺中，是不是一個也沒死？如果鎮壓有理的話，那麼，究竟有多少學生和市民，也就是官方所認定的（反革命）（暴徒） ，有多少被屠夫們給草菅人命了呢？還有，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及其三個代表，即被國際輿論指責為新聞自由公敵的江澤民，能不能確切地告知我們所謂的國家機密，即到底有多少新聞記者被非法關押，到底有多少政治犯、良心犯深陷囹圄，究竟有多少無辜者每時每刻飽受摧殘？
這些所謂的機密，為什麼不能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這些罪惡多端的一個又一個連綿不斷發生的以殘害人性、以滅殺人權為目的的機密，又能夠隱藏多久？隱藏了今天，能不能隱藏到明天；隱藏了今年，明年是不是要被徹底地予以揭露呢？
任何罪惡必須加以徹底清算，必須使之暴露於眾目睽睽之下，就像SARS病疫情一樣。所有這些殘害人類自由的所謂機密都是極權專制之病毒，都是讓人類絕望而不是充滿希望的作繭自縛的枷鎖、手銬和腳鐐。
要建立重大事情告知人民的制度，就是要把應該公開的一切全部地、毫無保留地公開，就是要把陰暗、骯髒、無恥的密室政治轉入到開闊而明亮的廣場，就是要把製造苦難和悲劇的拍腦門神秘機制轉變為透明的、公開的並且是任何人都可以全面瞭解和共同參與的現代化的決策機制。這正是SARS疫情所能帶給我們的極其重大的慘痛教訓。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