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現在是「非典」比較嚴重的地區。因為疫情，使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山西遇到的類似情形。我手邊有兩冊《山西省疫事報告書》。這兩本報告書，記載的是1918年晉北肺疫防治情況。當時山西晉北的疫情非常嚴重。在那樣的年代裡，遇到這樣的事，是大災難。1918年，一個基本沒有現代通訊手段的社會，對於大面積的疫情，很難有高效的辦法。但吾鄉閻百川先生，還是以極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在傳統社會裏，山西有那樣高的行政效率，實在不容易。其實閻的辦法也很簡單：
第一、絕對公開事實。當年的1月5號，閻錫山接到疫情報告，立刻通電晉北各縣，實行遮阻交通，嚴格檢查。「先後撰白話電示數條，俾官民依照清潔隔離、埋屍封室各辦法，嚴切執行。」
第二、當機立斷。在極短的時間內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決策。
第三、開放的胸懷。當時內務部派了一個中國名字叫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來山西。閻先生立即聘為防疫總顧問，「授以醫務全權，領中外醫員以樹設施上之模範。」
第四、相信一切社會力量。疫情出現後，閻立即做出了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請他們來幫助。
因為有開放的胸懷，兩天之後就動員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發展。當時國內外對此的評價是：「中外人士，乃致嘆於籌策之神。」
其實決策之神的重要原因，一是當時山西有比較發達的民間社會，它與國家力量形成了協調互動的良性關係。二是閻先生當時建立的區村制度，雖然還沒有完全成熟，但在災難面前，這種自治制度，承擔了現代防疫行政的許多職能。
疫情過去後，閻錫山把關於這次疫情的所有情況，編成了三本一套的《山西省疫事報告書》，我看了這幾冊報告書，今天專業的社會學者也不一定編得出來，這本報告書從圖片、疫情圖到相關的統計，都做得非常專業。我以後有時間，要就這套報告書做一篇專門的論文，看看一個傳統社會在災難面前，為什麼會有那樣高的行政效率。
(來源：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