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3-04-07 07:02:00作者：
據最新一期爭鳴雜誌消息，香港財政司長梁錦松在宣布財政預算案前「偷步」購置高級房車，避稅十九萬港元，引起軒然大波。輿論認為這是涉及政府高官的操守、品格和誠信，涉及董特首推行的高官問責制，涉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等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最令香港人反感的是中聯辦主任跑出來「挺梁」。此事件暴露了兩大問題：一是中央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二是中共的官場政治文化正在通過這類干預深刻地影響香港。
董特首對梁錦松的態度卻相當曖昧和兒戲，認為梁的行為只是「不恰當」、「無心之失」。後來在輿論的壓力下，董特首又不得不作出書面批評，將梁錦松的行為升格為「極不恰當」。最令香港人反感的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也跑出來「挺梁」，企圖阻止港人對此事的批評和追究，赤裸裸地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高祀仁說，梁錦松可能只是不小心或因為生了女兒很高興，才這樣做的，這也是人之常情。高 祀仁還說不能因為一、兩件事否定一名官員，要看其主流，這樣才全面。
中聯辦主任「挺梁」心切，卻暴露了兩大問題：一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二是中共的官場政治文化正在通過這類有意和無意的干預深刻地影響香港。
今次梁錦松的買車風波絕對是香港內部事務，絕對是在港人治港的自治範圍內，既不涉及國防也不涉及外交，甚至連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也不沾邊。身為中央政府駐港代表機構的最高負責人，有什麼法理根據對這件事「說三道四」、「指手劃腳」？梁錦松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他犯了錯誤，出了問題，香港人怎麼評論他，特區政府怎麼處理他，都是香港內部事務。現在中聯辦主任出來定調子，算是怎麼回事？若香港輿論和特區政府不聽「這支笛」，不同意高大人的高論，豈不是「不和中央保持一致」了？若聽了，不再批評和追究此事，哪還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嗎？還有一國兩制嗎？還有什麼「內部事務」是香港人可以暢所欲言、自己話事的呢？
高大人的言論，不僅令香港人反感，而且令董建華政府陷入兩難之境：若董建華「小」事化了，力保梁錦松，無論是不是出於他的本意，外界都會認為董是受了「中央大員」的壓力或他刻意逢迎北京；若董建華要順應香港輿情或他自己「忽然覺悟」擬嚴肅處理這件事，但有「中央大員」有言在先，他豈能輕舉妄動？
香港回歸中國後，最初一段時期，北京方面對香港內部事務還比較謹慎，中聯辦高官在香港相當低調，很少公開對香港內部事務發表談話。然而，隨著時間流失，中共官員凡事都要插手、都要控制的本性就難以自我束縛了。再加上五年多來特區政府管治無能，將一個好端端的香港搞得一塌糊塗，管治威信空前低落，中共官員就更加忍不住「又出聲又做事」了。於是我們看到這幾年來，北京的高官和中聯辦的高官對香港內部事務的放言高論越來越隨便，越來越無所顧忌。
從高大人對梁錦松行為的言論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中共官場的政治文化是如何被帶進了香港政壇。中共官場的政治文化一直流行著「小節無害論」，對中共官員來說無論高至中央首長、低至基層俗吏，最主要的是政治正確，在政治上和上邊保持一致，若是再懂得政治上和人事上投機、投靠，那就更加保險，品格上、金錢上、美色上甚至刑事上出了什麼問題都屬「小節」，都不會影響「主流」，依然可以「好官我自為之」。若閣下政治上有是非黑白之心，或者不懂得投機投靠，那可就是「主流」不好，一團漆黑了。
董特首對梁錦松的態度卻相當曖昧和兒戲，認為梁的行為只是「不恰當」、「無心之失」。後來在輿論的壓力下，董特首又不得不作出書面批評，將梁錦松的行為升格為「極不恰當」。最令香港人反感的是中聯辦主任高祀仁也跑出來「挺梁」，企圖阻止港人對此事的批評和追究，赤裸裸地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高祀仁說，梁錦松可能只是不小心或因為生了女兒很高興，才這樣做的，這也是人之常情。高 祀仁還說不能因為一、兩件事否定一名官員，要看其主流，這樣才全面。
中聯辦主任「挺梁」心切，卻暴露了兩大問題：一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二是中共的官場政治文化正在通過這類有意和無意的干預深刻地影響香港。
今次梁錦松的買車風波絕對是香港內部事務，絕對是在港人治港的自治範圍內，既不涉及國防也不涉及外交，甚至連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也不沾邊。身為中央政府駐港代表機構的最高負責人，有什麼法理根據對這件事「說三道四」、「指手劃腳」？梁錦松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他犯了錯誤，出了問題，香港人怎麼評論他，特區政府怎麼處理他，都是香港內部事務。現在中聯辦主任出來定調子，算是怎麼回事？若香港輿論和特區政府不聽「這支笛」，不同意高大人的高論，豈不是「不和中央保持一致」了？若聽了，不再批評和追究此事，哪還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嗎？還有一國兩制嗎？還有什麼「內部事務」是香港人可以暢所欲言、自己話事的呢？
高大人的言論，不僅令香港人反感，而且令董建華政府陷入兩難之境：若董建華「小」事化了，力保梁錦松，無論是不是出於他的本意，外界都會認為董是受了「中央大員」的壓力或他刻意逢迎北京；若董建華要順應香港輿情或他自己「忽然覺悟」擬嚴肅處理這件事，但有「中央大員」有言在先，他豈能輕舉妄動？
香港回歸中國後，最初一段時期，北京方面對香港內部事務還比較謹慎，中聯辦高官在香港相當低調，很少公開對香港內部事務發表談話。然而，隨著時間流失，中共官員凡事都要插手、都要控制的本性就難以自我束縛了。再加上五年多來特區政府管治無能，將一個好端端的香港搞得一塌糊塗，管治威信空前低落，中共官員就更加忍不住「又出聲又做事」了。於是我們看到這幾年來，北京的高官和中聯辦的高官對香港內部事務的放言高論越來越隨便，越來越無所顧忌。
從高大人對梁錦松行為的言論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中共官場的政治文化是如何被帶進了香港政壇。中共官場的政治文化一直流行著「小節無害論」，對中共官員來說無論高至中央首長、低至基層俗吏，最主要的是政治正確，在政治上和上邊保持一致，若是再懂得政治上和人事上投機、投靠，那就更加保險，品格上、金錢上、美色上甚至刑事上出了什麼問題都屬「小節」，都不會影響「主流」，依然可以「好官我自為之」。若閣下政治上有是非黑白之心，或者不懂得投機投靠，那可就是「主流」不好，一團漆黑了。
現在中共正在用自己的這套政治文化標準來看待和培養特區政府的高官，因此梁錦松的行為成了小事一件。但是，香港作為公民意識很強的現代文明社會，對政府官員在品格、誠信、操守上的要求是很高的，在這些問題上出了事，絕不是「小節」，而是關乎做官的「主流」，不能有半點馬虎和縱容。因此港英時代對政府官員特別是高官皆有非常嚴格的「品格審查」制度上套做法行之有效，九七年前，未聞有哪屆財政司幹出了類似梁錦松的醜行。
中共官場政治文化入侵香港之後，醜聞就立刻發生了。在北京和董特首一意孤行實施所謂「高官問責制」之時，就有不少人提出應該在任命之前對問責高官進行必要的品格審查，但被董特首一口回絕。在北京和老董看來，這些高官只要是「自己友」就行了，也就是政冶正確靠得住就行了。正因為如此，老董和中共官員才把梁錦松的行為看成小事一件，並為他開脫辯護！這樣的官場政治文化將會把香港貽害成什麼樣子？梁錦松風波只是開了個頭，大禍恐怕還在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