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合作」作為一種個人對統治者說「不」的方式,並非甘地獨創、印度專利。古今中外,「不合作」源遠流長,所在多有。何懷宏曾編過一本《西方公民不服從的傳統》,收入了柏拉圖、梭羅、甘地、馬丁.路德.金等人有關公民不服從的經典文字。公民不服從,也可譯為公民不合作,作為西方弱勢群體表達意願的方式,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
在中國,「不合作」也是歷史悠久,代有傳人:介之推、屈原、阮籍、陶淵明、方孝儒、文天祥……,可謂群星燦爛、千古輝耀。「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這是屈原的不合作;冒天下之大不韙「非湯武而薄孔周」,這是嵇康的不合作;仗義執言為李陵說公道話,是司馬遷的不合作;不願為五斗米折腰而棄官歸隱,是陶淵明的不合作;鐵肩擔道義、厲辭斥閹黨,這是東林黨人和復社諸君子的不合作;「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是王國維的不合作……。
概乎言之,憤時憂世、嫉惡如仇、犯顏直諫、為民請命,那是儒家中人的「不合作」;不降志、不辱身、青山綠水、青燈黃卷,那是釋道中人的「不合作」。雖有積極入世和消極避世之異,但「不合作」精神則一脈相同也。
君主制的合法性訴諸於天命和傳統,社會發展到今天,政治的合法性只能訴諸多數的同意,專制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已經徹底喪失,與「官府」合作,不但為體制外「江湖人士」當作奇恥,也愈來愈被體制內知識份子視為大辱。專制主義已成為邪惡的象徵,「官方」成為落後、腐敗、反動的總代表。
由於歷史的侷限,中國傳統的不合作主義,是不徹底的。與西方傳統的「公民不服從」和現代意義上的「不合作運動」相比,不是很積極的。如儒家中人的不合作,是以下犯上仰視的,釋道中人的不合作,是敬而遠之疏離的,嚴格地說,只是一種類似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不同意」而已。用投票為喻,雖不是同意票,也算不上反對票。
而老梟所崇尚倡導的不合作,則是以真對假、以正對邪、以善對惡的抗議和鬥爭,是精神上、人格上、思想上、價值觀念上全方位對統治者的渺視、蔑視,是斬釘截鐵毫不含糊的反對票!
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式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成功,離不開所在地域特殊的國家背景、政治土壤和社會氣候。現今中國,國家根本大法虛置,立國原則違反人性,社會又沒有一個相對自由的表達機制,既使是非暴力的抵抗,像甘地和馬丁領導的大規模群眾集會、遊行示威,也會引來國家機器的暴力專政和鎮壓。
但是,我們可以開展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合作運動,不妨再退一步,開展「一種新的、較為安全的反抗形式」。我們完全可以不接受當局的廉價的榮譽,不接受當局的文憑、職稱,不給當局當公務員,不把自己的技術和才華用於當局的作惡,不寫歌功頌德的作品,不入黨入團,退黨和退團,不當什麼人民代表和政協代表,不和肉食者說話和交朋友,不買官方的報紙書籍,拒絕看官方的電視節目,不把錢存入官方銀行,不買官辦的保險、國債、股票,不進國營商場,不乘國營汽車,不進黨校團校,不給當局捧場(如奧運會、聯歡會之類)……。
一個西方詩人有詩句:「離開那惡濁而漸趨僵化的中心遠些更遠些,黑暗和腐敗從來不是強制性的」。黑暗和腐敗曾經是強制性的,不但在行動上、態度上不許不同意不合作,甚至控制人的思想,深挖人的心靈,但隨著共產意識的破產和後專制時代的到來,統治集團已愈來愈蒼白乏力了。
不合作主義就是不再相信,如拙詩《我不相信》所寫:不相信狼外婆的甜言蜜語花言巧語,不相信黃金可以買到一切權力就是一切,不相信刀槍可以征服人心,不相信治亂循環是歷史的魔咒,不相信專制是中國唯一的選擇,不相信中國人民永遠都是賤民,不相信人權、尊嚴可以任意踐踏,不相信良知、正義可以任意欺辱,不相信是非可淆、黑白可混、蒼天無眼、歷史可欺,不相信假惡醜永遠洋洋得意,不相信騙子可以永遠得逞不相信只有一種聲音的聲音,不相信總在一個方向吹的風,不相信巫術、詐術、霸術、厚黑學,不相信牛皮、畫皮、虎皮、自造的神!
不合作主義,就是不說謊不傳謊,不為皇帝的新衣叫好;就是不妥協不低頭不媚強權不攀附權勢不受污染和引誘,就是不當孫子不當奴才不當跟屁蟲鷹爪孫;就是不認賊作父,不把鬼當神,不與狼共舞,就是不為騙子圓謊,不為老爺幫閑,不為凶手幫凶,不與腐敗分子同流合污,不與反動勢力狼狽為奸,就是在思想上行動上工作上生活上都採取不合作姿態!
不合作主義採取直接或間接的的違抗、抵制、懷疑、疏離、消解等等方式,挑戰醜惡政治的權力權威體系,強調知識份子所應具備的獨立品格和批判立場,以及獨立自主、多元共存的姿態,提倡一個中國人針對現實的責任感、獨立性,深入思考中國面臨的困境和問題。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由於愚民政策、功利心態、投機心態、眼前利益,由於種種主觀客觀大大小小的原因,許多人都曾主動或被動地「合作」過,老梟也不例外。但是,當我們看過了皇帝一絲不掛的醜陋之後,讓我們告別昨天,舉起「不合作」的旗幟吧!
2003、3、14
(《民主中國》2003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