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使讀者瞭解「陽謀」的前因後果，我想從1956年講起，按時間的程序，根據記憶，儘可能詳細而扼要地將我親身所受一一記錄於下。 1956年5月，《文匯報》「自動」宣布停刊，職工除一部分肅反對象(其中有黨員)留滬繼續檢查外，其餘都遷往北京，參加《教師報》。我被任為總編輯。
《文匯報》所以停刊，原因有二： 一、當時上海的第－一書記(有名的「－言堂」)認為上海報紙太多，不便於控制，主張《文匯報》停辦。根據之一：剛調來的一位黨員副總編曾對人說：「我到文匯報的使命，是改造和消滅《文匯報》。」二、教育部正擬摹仿蘇聯，創刊《教師報》，乃派人和我們商定，吸收我們全部人員。
《教師報》創刊後，我的心情是平靜的，以為不論從事業的前途，還是從個人的前途看，這是「社會主義改造」必然的結果。加上當時教育部負責聯繫和幫助《教師報》的副部長柳緹(後也「擴大」成為「右派」)、葉聖陶遇事坦率好商量，和我相處得很好。舉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匯報》副總編某同志，曾把自寫的一篇文章，送柳緹副部長審閱，立即被批駁回來：「《教師報》的稿件，應由徐總編輯審決，除非徐鑄成同志認為應由部長審閱的稿件，並經他簽過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還。」 那年夏天，舉行全國人民代大
會，我曾去前門飯店看一位香港來的政協委員，在樓梯口巧遇《人民日報》的鄧拓同志，他熱情問我：「鑄成同志，你是哪一天抵京的?」 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 鄧拓同志聽了「哦」了一聲說：「我是聽到你在主持《教師報》了。」接著他說：「我認為《文匯報》停下來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別的報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當晚，我回家反覆沉思，《文匯報》究意有哪些特點，值得鄧拓同志懷念呢? 人代會後不久，我被邀去中南海聽了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同志的報告，闡發中共中央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精神(以後簡稱「雙百方針」)，很令人鼓舞。他在報告中還提到俞平伯的「新紅學」論，認為這是對他粗暴的批評，當場表示對俞先生道歉，我聽了很受感動。 過了幾天，又聽到一位黨員副總編輯傳達關於劉少奇同志兩次對新華社的講話，講話的大意是新聞工作以後不要生硬照搬蘇聯的經驗，報紙應注重消息(新聞)，創造中國特點。劉少奇還建議，新華社不妨自己辦一張報紙，與《人民日報》比賽。
又過了若干天，鄧拓同志果然把《人民日報》實行改版，貫徹中央「雙百」方針。「副刊」上也刊載不少以前從未有的新題材，如文喜劇等等。聽欽本立同志說，鄧拓同志已邀請蕭干同志為副刊顧問，幫助充實文藝作品，並組織作家來討論如何貫徹「雙百」方針。 當時，我家住在東四十條西口，和欽本立同志住的《人民日報》集體宿舍只隔二、三家門面。他常於公余來我家談天。原《文匯報》的北京辦事處，在燈市口三號一條胡同裡，那時已改名《教師報》城內記者站(《教師報》報館在北太平莊建有辦公大樓、職工宿舍)，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編委兼新聞部主任)負責。 她有時也來我家，約欽本立(她參加《文匯報》，原由欽向我推薦)一起來交談對《人民日報》之新改革以及「雙百方針」提出後之新面貌，甚為鼓舞。但那時我心如止水，安心於《教師報》工作，絕沒想到《文匯報》有朝一日會復刊的事。《教師報》每週出兩期，發行五十萬份以上，我也很高興。重要社論，大多由葉聖陶先生執筆，他的文風清麗而曉暢，沒有時行的教條氣，深得讀者的歡迎。我除每週主持兩次編前會議外，公余的時間較多，除讀書報外，可以在城內及四郊名勝遊覽，甚覺安適。 大約在6、7月間，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長姚溱同志前來報社訪問(那時北太平莊尚屬遠郊區，《教師報》四周，還有大片大片的田疇或矮屋)。寒暄後，他向我問道：「你近來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緒甚好，安居樂業。」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說表面的話，你這位老辦報的人，在這一家一週出兩張的專業性裡泡著，能安得下心嗎?」接著他對我說：「現在中央為貫徹長期共存的精神，決定把《光明日報》還給民盟，請章伯鈞任社長，原總編輯常芝青同志為中共老同志，中央決定撤出來，想請你擔任總編輯，讓我來徵求你的意見。」我連忙搖頭說：「你知道這一臺戲是不好唱的，我有我的『班底』，現在都在《教師報》，單把我一人調去當主角，這臺戲怎麼能唱?」他聽了想大概也有道理，不再談下去了，談了些別的，就告辭而去。後來怎麼請出儲安平的經過，我就不知道了
。
又過了一些時候，有一天傍晚，我應邀去波蘭大使館參加國慶雞尾酒會，我正和常芝青同志(那時他已調至《大公報》任黨委書記)站在一起，我拿了一隻冷盤，並隨手接過了一杯酒，相互交談。他不經意(大概以為我已知道了)地說：「中央已決定《文匯報》復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聽我說「沒有」，他就不談下去了。
我聽到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裡，立即打電話把欽本立和浦熙修同志約了來，把這一尚待證實的消息告訴他們，大家都高興。浦二姐在京人頭最熟，立即掏出小電話本，打了幾個電話，向幾位有關方面的人打聽，都說毫無所聞，時已深晚，他們兩位就告別回去了。
第二天，恰好當時《教師報》管理部主任的嚴寶禮進城來看我，得知這一消息，自然也極興奮。我們立即同車到辦事處，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結果，主張向「老領導」夏衍同志去打聽，打電話到文化部約他在燈市口的萃華樓飯莊便餐，夏衍同志很關心我們，欣然赴約了。
哪裡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確訊，只說：「聽到一些有關《文匯報》的消息，也未能證實，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電話，他也不清楚，看來中央還未完全決定，你們靜靜候著吧。」 第二天浦熙修忽然想起，說她有陸定一同志辦公室的專用電話，不妨試試，直接問問他(她和陸定一同志在重慶時期即有工作聯繫)。 陸定一同志回答：「這事中央已有決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關於新聞工作，主要由副部長張際春同志管，等時機成熟，他會打電話通知你們，你們安心等候著吧。」 這樣，一塊石頭落了地。
沒有幾天，張際春同志的電話果然來了，約我和浦熙修二人翌晨九時在中南海中宣部辦公室面談。 翌晨，我們同到中南海，張際春副部長立即出來會見，在座的還有中宣部新聞局長王同志(這位同志以前曾屢次在新聞界聚談中見過多次，曾在解放之初任山東《大眾日報》總編，可惜，一時記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了)，沒有別人。張際春同志對我們說：「中央已決定《文匯報》復刊，所以請你們兩位來，作為正式的通知。希望你們盡快寫好兩個方案：一、《文匯報》復刊後的編輯方針；二、《文匯報》復刊計畫，包括房屋、機器設備和職員搬遷，以及復刊時要多少資金等，希望開列清楚。中央盼《文匯報》早日復刊，因此希望你們抓緊，送給我們，轉呈中央審批。」他還問我們有什麼具體要求?我說：「《文匯報》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編輯幹部，現分散在各機關，我希望中宣部能幫助我們爭取一部分人回來；因為辦報好像一個戲班，單靠主角是唱不好戲的。第二，《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欽本立同志是和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請《人民日報》支持，讓還給《文匯報》?」張際春同志說：「第一點，你們可開列一名單，我們將盡力向有關單位爭取。第二點，欽本立的問題，必需《人民日報》鄧拓同志肯放，我們決定告訴他，你們是朋友，不妨先和鄧拓同志商量。」接著，他拿出一封信，對我說：「你說要過去班子的人歸隊，我想起前幾天有人投書給中宣部，說他原 在《文匯報》，現在進出口公司工作，用非所學，要求歸隊。我們正想辦法安排，你們就把他帶回去吧。」 回到辦事處，嚴寶禮兄已在等著，我們簡單談了經過，請他準備寫一份復刊計畫草案，他認為這事好辦，找幾位管理部各科長談談，可以如期寫出。 編輯方針怎麼寫，我很躊躇，當晚，把欽本立、浦熙修同志請來，一起商量。大家認為，中央如此英明地決定「文匯報」復刊，大概認為《文匯報》與知識份子一向有聯繫，應以宣傳雙百方針為重點。但如何宣傳，我心中無底，欽、浦兩位也提不出具體意見，所以陸續談了兩天，我還難以落筆。 正在我為難之際，欽本立來對我說：「鄧拓同志對《文匯報》非常關心，如果你願意，是否與鄧拓同志約期談談?」自從一九四九年新政協會議以來，我對鄧拓同志的品格、態度，就特別感到欽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對《文匯報》評價相當高，所以極願向他討教，當即與欽本立同志約好日期、地點，我決定登門拜訪。
第二天，本立就來說：「鄧拓同志很高興跟你和浦熙修同志暢談，明天晚上他已決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時間在王府井金魚胡同《人民日報》他的住宅裡，接待你們兩位。」 我們準時找到鄧拓家中，鄧拓同志滿面熱情地接待我們。在客廳前落座後，我簡單地談及《文匯報》復刊的打算，談起編輯方針，我說只有一點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傳中央的雙百方針，至於如何具體地一條條寫出來，我思想上還不成熟。 鄧拓同志對我像極熟的老朋友一樣，立即滔滔不絕地談了幾點他的看法：
我們《人民日報》已千方百計鼓勵知識份子鳴放，但知識份子看
來還有顧慮，不能暢所欲言。你們《文匯報》，歷來就取得知識份子
的信任，你們首先要說服知識份子，拋開顧慮，想到什麼說什麼。使
廣大知識份子思想上的障礙消除了，他們才能盡其所長，為社會主義
建設盡其力量。我看，還應是《文匯報》復刊後主要的編輯方針。
其次，我們被帝國主義封鎖，也自己封閉多年，你們應多介紹各
國科技、文化發展的新情況，以擴大知識份子的眼界，以利於他們研
究、提高水平。 也要關心知識份子的生活，他們有什麼困難，
你們可以反映，再如室內外環境應如何合理佈置?業餘生活知識份子
喜歡種花養鳥等等，你們也不妨辟一個副刊，給知識份子介紹一些知
識，談談這些問題。 應同時注意廣大農村知識份子。毛主席講
過：三大改造完成後，不可避免地在廣大農村會出現文化高潮，過去
《大公報》所載的旅行通訊，這形式很受讀者歡迎。你們不妨派一部
分記者，深入各地農村採訪。我一向反對由各級黨委介紹下去，到合
作社找人說；這樣，必然報喜不報憂，只說好的，不談問題。你們不
妨直接派記者到基層瞭解情況，寫出旅行通訊，這會有利於得到真實
新聞，有利於文化高潮的來到。 最後一點，我認為《文匯報》
也應注意國際宣傳。目前，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影響，還只能偏
重於蘇聯及東歐國家；《文匯報》和《大公報》，因歷史的關係，更
可以影響日本、東南亞及西歐各國。在這方面，《文匯報》有不少有
利條件，比如，通過香港《文匯報》，多進口些最新國際書刊，總之
，對這方面多發言，多報導，可以彌補我們的不足。
以上是鄧拓同志對我們談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親切，切中我們的問題。他為我們設想，如此深入而週全，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當時，我真有「聽君一夕言，勝讀十年書」之感。 我回到家中後，第二天一個上午，即基本按鄧拓同志的意見，寫好了《文匯報》復刊後的編輯方針計畫。下午，分頭打電話給本立、熙修兩同志，他們也完全表示同意。 正好，翌日中宣部新聞局長那位王同志來電催詢，我說一切已準備就緒，只等張部長接見。 張際春同志第二天下午即予見面。我們把擬好的《文匯報》編輯方針及復刊計畫面交給他。張際春同志特別詳細地看了編輯方針，看畢即對我們說：「很，很好，你們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計畫著手籌備復刊工作。」後來，我們回滬後，黨中央的批示下來了，除了「照准」二字外，還加了一句附文：「要讓徐鑄成同志有職有權。」我看了真是感激零，衷心感謝黨對我的信任。 關於欽本立同志的調回問題，我們曾一再要求，鄧拓同志答覆「先由你們借調，以後再辦正式調動的手續。」 中宣部將《文匯報》復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志，原《文匯報》副總編輯有劉火子、唐海兩同志，柯靈同志在1938年即參加《文匯報》。郭根同志原在1946-1947年間任《文匯報》總編輯，那時他在山西任教，特函熙修同志表示希望「歸隊」，因此我上報的副總編輯有下列幾位：欽本立、柯靈(負責副刊)、浦熙修(兼北京辦事處主任)、劉火子、郭根、唐海。顯然把欽本立列為「第一副總編」的地位。 復刊的方針、規劃和主要負責人選，經中央核準確定後，地點曾有過一度反覆：留在北京呢?還是仍遷回上海?既然復刊後《文匯報》的讀者以高中級知識份子為主要對象，內容以文化教育為主，自然以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領導為宜，機器、器材及大部分職工已搬到北京，就地覓址復刊，也免於再搬遷的耗費。更的，我們對於那時上海領導的「一言堂」(指柯慶施)早有些戒心。曾向張際春同志請示，他說：「中宣部沒有直接領導一家報紙的先例，我們曾向瀋雁冰部長征詢歸文化部業務領導的意見，他表示十分同意，但茲事體大，他無權決定。」 正在這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同志因公來京，姚溱同志特地作了－－次安排，由他約西民同志、浦熙修同志及我四人，在浦的個人客廳裡進行坦率交談。姚溱同志勸我們早日決定搬回上海出版，說上海是《文匯報》的發祥地．再說，在哪裡出版，都歸中央領導，中央一打電話，上海就立即知道了。石西民先自謙地說：「我調滬不久，很多老朋友未及一一訪問。對《文匯報》，我們關心不夠。今後，有事希望隨時找我談，我如不在，也可和分工管報刊的副部長白彥同志談。總之，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困難，我們當盡力代你們解決。」姚溱同志還說：「為了與中央級紙
具有同等待遇，今後中央的宣傳大綱，可以及時發給你們，你們也以訂閱新華社的『大參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備了幾樣菜。我
們四人邊酌邊談，心情十分舒暢。在這一席「三國四方會談」上，基本上打消了我們留京復刊的打算，而姚、石兩位同志，後來確實履行了各項「諾言」。 為了加強在首都的採訪．決定擴大北京辦事處的編製。商請夏衍、姚溱、羅列(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三位同志為北京社外編委，以便就近指導北辦的工作。 另外，還舉行過幾次座談會，分別請各方權威人土及《文匯報》老同事，那時在京任相
重要工作的同志(如張錫昌、秦柳方等)參加，發表他們對《文匯報》復刊後的意見和希望。很多位對《文匯報》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張素若、章乃器、陳劭先、翦伯讚、侯外廬等先生都欣然應
參加，發表了極寶貴的意見。 教育部的柳緹副部長等，以《教師報》的名義設宴款待我們，慶賀《文匯報》的復刊，並對幾個月的合作，表示感謝。 留京該辦的事已告一段落，我乃於八月初飛上海，著手於復刊的準備工作。在我之前，嚴寶禮同志已回上海接洽館址及職工宿舍以及搬遷的各項具體工作。
我們的意見，復刊後的《文匯報》，應該有一定水平的質量，必需有好的內容，而我們本身的見識有限，應廣泛要求各方面的專家共同來辦好這張報。經多方懇請，決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羅竹風、虞、李凱亭(體委負責人，《體育報》主編)等為社外編委，定期開會，為《文匯報》撰寫專文並出主意，協助審定稿件，平時，我也向這些專家登門求教。 到8月底，籌備工作大體就緒，職工也已回到上海，經過一個月認真的試版(共先後四次)，我認為「操練」已熟，自己看看樣版也有自信了，於是決定是年(1956年)10月1日(國慶節
)開始正式復刊。 新復刊的《文匯報》，力求革新，企圖打破聯式老框框，內容主要以貫徹雙百方針為主，多姿多采，除刊載各方面專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之外，還連載了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回憶錄(系長江同志介紹，經本報翻譯)。老一輩革命家朱
德同志及魏文伯、陳同生等同志的詩詞，也特寄我報刊載。編排、題也有所革新，使讀者喜聞樂見，耳目一新。副刊中有彩色版，主要為落實鄧拓同志的建議，關心知識份子的生活情緒，如書齋如何佈置，如何綠化環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極受讀者歡迎。編者黃嘉音同志，編輯《西風》副刊，富有經驗且有豐富學識，經柯靈同志介紹，特請他兼任主編。 我們編輯分工，除我總攬全局，著重抓一版
－－社論及要聞版外，欽本立同志協助我的工作，並全局掌握二、三版學術性論文，貫徹雙百方針(欽已兼任本報黨組書記)。他還經常聯繫北京辦事處的工作，幾乎每晚和浦熙修同志通話，有時還與《人民日報》聯繫，副刊各版，由柯靈同志負責領導。劉火子同志及郭根同志主持新聞版版面。各外勤新聞組，則由唐海同志負責。 我還接受鄧拓同志的建議，派記者赴各地採訪，撰寫旅行通信，如派黃裳同志赴滇，派宦幫顯同志赴四川，全一毛同志赴浙江，都寫出了極有
容、富有文采的報導，並就地組織作家撰寫作品，深受廣泛的歡迎。這就是後來被指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證，這是後話。
鄧拓同志曾先後寫給我的三封長信表示讚揚(這些信，都被報社運動辦砸開我的抽屜，全搜去)。欽本立同志赴京把關係正式轉來時，曾對我說，鄧拓同志曾對《人民日報》同志說，應全力支持《文匯報》及《友好報》。我當時除由衷地感激外，也體會到鄧拓同志如此支持我們，是因為他日光遠大，著眼於我國新聞事業的革新與不斷前進，他真不愧為一位學識豐富、有膽有識的中國現代新聞界先趨人物，《文匯報》當時取得的一點成就，都和他的指導和鼓勵是分不開的。 我自己回顧，在我主持《文匯報》工作的三十餘年中，認為有兩個「黃金時期」令人難忘，一個是抗日戰爭後從1946年到翌年被封的這一段時期，另一段就是復刊後的《文匯報》，直至黑風匝地起為止。不論內容的充實、生氣蓬勃，也不論是編輯部陣容的整齊．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沒有好結果，留下令人難忘的回憶。 1957年3月初的一個晚上，我接到市委宣傳部一個通知，要我於翌晨去參加在某地舉行的－個座談會，內容沒有說明，只說會議很重要，必須本人準時參加。
第二天我去參加，見到文化、教育、新聞、出版、電影界代表人士陳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羅蓀、周信芳及金仲華、舒新城、吳永剛、石揮等，還有一個宣傳部文藝處的幹事姚文元(當時文藝處長為張春橋，《解放日報》總編輯由楊永直繼任，這次會議，楊也參加)。由石西民部長作簡單講話，說中央即將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並邀請黨外人士一起參加，今天到會的，都是黨中央邀請的對象，因時間匆促，我們昨天才得到中央電告。務望各位同志原諒。我們已訂好車票，今晚七時火車出發，各位辛苦些，會畢即回去
料理公私事務，整理好行裝，以便準時登車。 －上車時，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車上打了個招呼，按他當時的地位(更不談文名
了)，似乎和其他去參加者不相稱。我想，他大概是作為部裡的幹部去開會的吧。 第三天到了北京，上海的代表全部安排在阜城門外百萬莊招待所裡，這一帶，當時還很空曠，周圍房子疏落，空氣也很清新，嚴冬已過，春寒仍有餘威。
當天下午，即赴政協禮堂，聽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錄音，很清晰。最使人興奮的是下面一段話：國內形勢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時代已經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等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但決不強迫別的民主黨派參加。毛主席講話一向很風趣，如談到整風時，說這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從錄音裡聽到他的講話時引起鬨堂大笑，並聽到劉少奇同志等插話，真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 聽畢，我和傅雷同志即相約赴中山公園聊天，我們覺得雙百方針實在正確，黨真英
明，都認為今後更應響應黨的號召，為社會主義建設多盡力。正《
傅雷家書》所載，他當時給他兒子信中所寫的，他衷心感到社會主的可愛，感到社會主義國家很多，而「毛澤東全世界只有一個」(天下無雙)。可見他那時正是最熱愛共產黨、熱愛和由衷尊敬毛主席的
。
講到這裡，我想插一段話：在解放戰爭時期，他看到一本介紹「蘇聯內幕」的書，其中有一段序言，以事實說明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並不那麼自由，他徵得我的同意後，譯登在《文匯報》。而按
當時的邏輯，說蘇聯有一點點缺點，就是反蘇，反蘇就是反共，因引起不少進步人土的圍攻。大概因為這個原因，在1948年左右他即遷居昆明。當時，我在香港主持《文匯報》，他寫信給我，希望將歐美新出版的書籍雜誌，擇要寄給他。上海解放後，我聽說他已由昆明遷居香港，曾去函勸他早日回來。他回滬後，即租住在江蘇路，離我住的愚園路很近。但他很少出門，閉戶譯書．而每出版一本，即託人帶贈給我。1956年《文匯報》復刊前，我登門造訪，我對文化、文藝方面知識淺薄，而深知傅雷同志是這方面的專家，見識博而廣，我希望
他多多指教和幫助。那時的傅先生，和幾年前已判若兩人，他參加作協主席團，並在上海市政協學習小組任組長。對《文匯報》的復刊
及所訂方針，他極表贊同，除積極為我設想外，還推薦林風眠、瀋知白先生及錢鐘書、楊絳伉儷，力舉這幾位是我國文學、藝術界的真正行家，希望我多向他們組稿。我當時深有體會，覺得中國知識份子優良的傳統，不是人云亦云，必待真正親眼看到真、善、美，才服從真理，投身於這個事業。傅雷先生就是一位傑出的典型人物。誰知後來竟也中了「陽謀」，陷於羅網，到「史無前例」這一幕開始，竟被殘酷迫害，並與夫人雙雙被迫自盡，我深感「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終生負疚！這是後話，下面還有補充。 我們那天回到百萬莊，第二天上海小組分組座談，康生還特地作了啟發報告，望大家暢所欲言。以後，我們又與各地代表按不同系統分組座談意見
體會。聽說也有不少代表對「知無不言」、「言者無罪」尚有疑慮，譬如，有人說：「要我發言，先要給我一張『鐵券』。」上海電影名演員石揮同志還以滑稽的口吻道：「這正如京戲《甘露寺》所說的，是賈化(假話)。」 我因為百萬莊離市區較遠，在市區開小組會時時間較多，也為了就便與北辦同志聯繫工作，在招待所(記得與孔另境同志同住一室)住了兩天後，即搬到北辦居住。 有一天(3月10日)下午，我飯後在燈市口一帶散步，剛回到北京辦事處，《解放日報》的楊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著，說「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見我們新聞界一部分代表，我到處找不著你，現在約定時間已到，我們趕快坐我的車去吧。」我沒有坐定，即相隨乘車赴中南海，到了一處院落(記得並非1983年的「毛主席故居」)，院牆粉刷陳舊，一大間客廳，中間放著一張長桌，四周圍著坐椅，如此簡單而已。(比之1980年以後看到的各地行宮，有天淵之別。) 我們被引入客廳，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門口等候，聽到康生逐一介紹，老人家伸出大手，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慈祥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工夫再翻翻其他報紙。」對於主席的讚賞，我心中湧起感激的熱淚，感到無比溫暖、幸福。我們大概已是最後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金仲華、鄧拓、王芸生、舒新城，其餘還有幾位我不認識。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其他首長沒有在座，也沒有中宣部的陸定一和周揚同志，僅有康生陪同接見，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 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邊，中間只隔著金仲華同志，鄧拓同志則坐在我們對面。 康生先講話，說：「今天，毛主席邀請新聞出版界一部分代表來談談，各位有什麼問題請主席回答，請提出來。」會上沉寂了片刻，鄧拓同志輕輕對我說：「鑄成同志，你先開個頭。」我就說：「關於在報紙中宣傳雙百方針，我覺得心中無數，難以掌握，怕抓緊了，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抓鬆了，會犯修正主義的錯誤，請教主席指
示，該怎樣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們當年打仗的候，一點打仗的經驗都沒有，就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你們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辦報經驗，應該好辦得多了。如何掌握，這叫做從打仗中學習打仗嘛。」毛主席接著說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總是難免的嘛! 多學一點馬列主義，剛學會學不進去，會吐出來，這叫條件反射嘛，多學了會慢慢學進去，像瓶子裝油，倒出來，總會漏一點，慢慢就學懂了。魯迅學馬列主義，是創造社、郭沫若逼出來的嘛，他原是相信進化論的嘛，早期的雜文，很多片面性，後來學習馬列主義，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年輕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主席這最後一句話，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寫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話不放，怎麼會受到他老人家的賞識，認為他的片面性較少呢? 接著我發問的，是金仲華同志，他認為政府對紙張控制太緊，自從各報開展雙百方針的宣傳後，報紙的讀者大大增加，而政府所按定數配給，報紙困難越來越大，希望主席瞭解此情
，讓有關方面設法減輕各報的困難。毛主席說：「這個問題好解決，有關部門當然也有他們的困難，我不具體瞭解。」正好在這時，文化部常務副部長錢俊瑞同志夾著一個皮包，匆匆趕到，進入會場。毛主席風趣地說：「錢武肅王的後人來了，這問題請他給你們解決。」錢俊瑞開始有些惶然，經主席扼要說明問題，錢俊瑞答應向各方面瞭解，適當增加各報社的紙張供應配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