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三月，張藝謀接受香港電臺傑出華人系列專訪，有許多內心剖白，或許提供一些啟示。張因出身不好，年輕時感到自卑，很留意在共產制度下的生存之道。一九七八年以超齡條件考入電影學院，是靠了他給上級領導的一封信，破格錄取。八二年分配在偏僻的廣西製片廠，探聽領導意圖，獲拍冷門的戰爭片《一個與八個》，新的表現手法，引起電影界注意，成為發跡的起點。他悟到「機會最重要」，不能拍片，甚麼也談不上。經過《黃土地》攝而優則導，到九十年代已炙手可熱。他坦承「做導演是一種利益，我從來都是看客下菜，很實際的一個人，從來沒有建立甚麼理想藍圖，沒有偉大感、崇高感，首先考慮的是生存。」
訪問中，他回顧幾個電影的創作構思，顯示對於中國現實與歷史還是有他的思考。他說《紅高粱》與《菊豆》是姊妹篇，前者表現的「敢愛敢恨」，不是中國人的精神。後者「有賊心，沒賊膽」，走一步看三步的性格，才是中國的現實，「那就是我們。」他談到《活著》時也說，「活著」二字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寫照。六四後，他說，拍《大紅燈籠高高挂》，那深宅大院中的許多儀式，如點燈、封燈、滅燈，天天一樣，大院裡毫無生氣，「就像歷來政治運動，把人搞得不像人」。他說該電影隱含他當時的憂患意識。
然而近幾年來，他已無憂患，大紅大紫，成了國際名導兼政協委員。大撈過界，搞歌劇、玩芭蕾，尤其申奧成功，他的四分半鐘宣傳片，被捧上天，得意之餘，揚言為了奧運可以放棄電影，表示要導演二○○八年北京奧運的開幕式閉幕式，儼然成為不可替代的宮廷首席藝術家。他的電影不知不覺成為官方行為，連擦邊球也不必打，甚至傳出「老謀子」將出任電影局副局長的流言。至此，他經歷過的反叛與歸順之間的掙扎史便告結束，而走向權力的附庸。因此，拍出《英雄》這樣赤裸裸出賣良知、為暴君翻案的影片其來有自，絕非偶然。
除人生哲學外，張藝謀的藝術觀也有嚴重侷限。他因從美術、攝影入道，比較重視電影的形式感，相對於中共長期主題挂帥的傳統教條，受到觀眾歡迎，因而也使他形成一個偏見：「形式重於內容」。他說若干年後人們只記得一個電影的幾個鏡頭，故事都會被忘掉。這顯然是一種誤導。當我們從一個禁閉的國度來到香港，可以看到最新的歐美名片時，才明白鐵幕電影，包括在西方獲獎的中國和前蘇聯的片子，在海外上座率為什麼會那麼低？不說在內容上比之西方藝術家的視野與深度猶如小兒科，即使在形式上，又怎能和人家建立在尖精科技與大企業基礎上的電影水準相比？張藝謀以為請到李連杰、張曼玉用大吊車穿鋼絲飛來飛去，便可以成就經典之作，實在不明白這位揚名四海的大導，何以如此自信？有人形容張藝謀的電影是指揮團體操表演，真是可圈可點。
張藝謀的故事，是一個本來有可能走向傑出的藝術家，墮入庸俗的故事。他的宿命來自於他那一代人成長的悲哀。從文革混沌到鄧小平貓論治國，支配著中國社會的只是權力和金錢，沒有幾個人講良心和道義。因此，張藝謀所代表的至少一代人的藝術的工具化，迴避和缺乏深度與內涵，輕易地被權貴所利用，也就順理成章。
有辯之者言，不能將藝術政治化，藝術應是個人的創作。不錯，我們知道一位歐洲作家寫九一一慘案是「ＣＩＡ的傑作」成為暢銷書，但那是在一個完全自由化社會的現象。可是當中國千百萬人的言論自由都被剝奪的時候，肯定張藝謀之流製造新的樣板戲的自由，公平嗎？為了一己的光榮而依附於一個有欠數千萬人命的專制政黨而不知自省，這樣的精英，該不該罵？
(來源：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