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奉行"一對夫妻一個孩"的國策.但結婚後生小孩,還需要申請生育指標,否則胎兒就成了不准出生的人.不是強迫你(哪怕已懷孕七,八個月!)墮胎,就是在孩子出生後懲罰爸爸媽媽.但這還不夠,有了生育指標,還得有本單位負責人的同意,否則,生兒育女還有麻煩.
未獲領導批准懷孕受打擊報復
我的朋友張共來女士即因為未獲領導批准懷了孕而受打擊報復,因不服而不斷上訴抗議,最後竟被關進精神病院達四年之久.
張於1988年7月通過考試,被哈爾濱市婦聯第二幼兒園錄取為教師.她31歲才結婚.並在考核錄取時她曾承諾兩年內不生孩子,可是後來考慮到醫生的意思,她在32歲時懷了孕.單位負責人覺得她違反了承諾,對她十分惱火,想盡辦法給她穿小鞋,
1989年她放完產假後不給工作,讓她去掃廁所,按臨時工對待。而且幼兒園領導不准她報銷生孩子費用，甚至扣發她應得的獨生子女費.張與園長發生爭執後,領導便以不聽從分配和擾亂工作為由，停止了張的工作,並停發工資,欲逼她離開。張共來向市紀檢委投訴。1991年在紀檢委的干涉下，單位認錯,紀委和婦聯還決定：為了緩解雙方的緊張關係，張可以休息一段長假.半年後，她要去上班卻被領導按編製外處理了,不允許她上班.幼師滕校長(全國勞模)說：「你不是能告狀嗎? 把我們告到紀檢委，有能耐告到市長那去!想上班沒那麼容易」。從1997年1月起,張共來不斷給市委領導寫信要求討回公道,獲得工作權利,但校方反誣她有偏激性精神病.
被強行綁架到瘋人院
她在市裡解決不了問題,只得去省委,省政府上訪.一個人舉著一塊小小標語牌,沒有人理睬她.到了1998年7月29日,她又來到省政府門口.一位幹部出來說:"你進來吧,今天我們一定解決你的問題."她一進信訪辦公室, 幼師兩校長早就等在那裡,併進來四個身穿白大挂的男子,不由分說地把她反綁雙手,連踢帶拽地塞進汽車,從省政府直接拉到精神病院.兩校長以監護人的身份簽了字,並為張交了所謂醫療費!
張被押到該院的第四病區，反鎖在男女混合的重患群體裡,先對她搜身,但未作體檢就把她推進約12平方米的病房裡,裡面一共五張床,沒有被子,只有一條屎尿未乾,帶有月經血的褥子,室內臭氣熏天.張要求和家屬聯繫,一個男子走過來衝著她喊道:」你以為你是誰啊?再敢多嘴連床也搬走,讓你睡在水泥地上.」就這樣,當天一點飯也沒給她吃,也沒進行任何檢查,卻上來兩個男人,將張按住,由護士強行給她打了一大管針,張共來昏死過去,此後兩晝夜裡張共來大小便失控.而醫院沒給她吃一口飯,喝一口水,卻不間斷地逼她吃各種藥,一天兩三次地打針,她如果不服從,就得綁起來過電.她還要遭到同室真正瘋子的打罵、身上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衣服被撕破,頭髮被扯掉,苦不堪言.有 一次護士讓她吃藥時說： 「這裡的藥比藥店的藥毒性大幾倍」。張聽後責問她說： 『這不是故意殺人嗎，你們的職業道德哪裡去了?」護士回答說： 「這你跟我說不著,沒病誰到這裡來?你們單位拿了錢你就得吃藥.否則我們沒法交待.」
不僅如此,他們把張抓進精神病院後，故意不通知家屬，一週後，張苦苦哀求一位護理病人的家屬打了電話，才使家人找到了她。見面時她已經從頭到腳生滿了虱子,渾身上下已是臭氣難聞。
這個精神病院裡有不少因上訪而被當作精神病患者關進來的健康人,病院對他們特別殘忍，不准他們說話, 待他們連犯人也不如.犯人還有放風的時間，精神病人也可被家屬帶出去晒晒太陽,而上訪人卻沒有這種權利,而且要忍受著打針吃藥的痛苦折磨.如果有誰敢同醫護人員理論，』就被綁在床上，不能動彈、或是增加打針劑量和增加服藥用量.
張的哥哥姐姐找到她以後,多次同市婦聯交涉.市婦聯的張桂華主席說:」我們是公家,氣，能拿得起錢，二三十萬沒問題」。甚至揚言讓她老死在裡面.又提示張共來的家屬說:如果寫出書面保證,永不上訪,就可以放人!
由於家屬的不斷交涉,兩個月之後張可以出去」放風」,見見陽光，後來還可以回家照顧一下孩子，儘管如此，她仍然沒有人身自由和正常人講話的權利.
寫了保證書才可能獲得平反
時至今日，她在瘋人院已經四年多了。她不僅在精神上受到了常人難以想像的折磨，更造成了身體上的多種疾病,心臟病、肺炎、萎縮性胃炎、十二脂腸球炎、膽胰炎等，還使許多舊病復發。就連本來正常的月經也不正常了，而且得不到應有的醫治.單位負責人不願出錢給她看病.張共來有段時間住在市立醫院治療肺炎，一天半夜,園領導竟指揮民警把她強行押回精神病院，醫護人員逼她吃治療精神病的藥，而不是吃治肺炎的藥。護士一面惡狠狠地給她灌藥,一面問她:」看你還告不告啦?」婦聯和醫院已終止了對她的一切疾病的治療。
張共來女士在精神病院裡親眼目睹許許多多驚心動魄的事,時間長了,也會被刺激得不正常.有一次護士給病人靜點時,針掉在地上,沾滿了細菌，該護士拿起來就要往病人身上扎.該醫院因上訪被關進精神病院的就有三十多人!後來,一些人陸續被放了出去,通常是由家屬前來苦苦哀求,寫保證書,一答應當事人向領導承認錯誤,不再告狀,二保證不與任何媒體接觸,三保證不向外界透露精神病院的所見所聞.如果出院以後還不老實,他們隨時隨地可以以"舊病復發"為由把人再抓回來!她拒絕妥協,所以一直留在精神病院的病員花名冊上.
就這樣,從不准生孩子起,到如今,這孩子已經13週歲了,幼小的心靈充滿了創傷.而當媽媽的苦難卻一個接一個不斷,而且遠遠看不到出頭之日!(完)
轉載自開放雜誌
(當事人的上訪信)
張共來的上訪信
我的血淚控訴： 為什麼將正常人抓進精神病院長達四年多?
我叫張共來,是哈爾濱市婦聯職工幼兒師範學校附屬第二幼兒園的人民教師，1981年畢業於哈爾濱市幼兒師範學校，90年我因在懷孕期間及產後受到本單位領導的不公正對待，同他們發生了爭執，於是就被剝奪了教師權利和工作權利直到現在。
多年來，我不斷上訪，要求發還一直被非法扣發的工資，恢復教師工作,職稱和名譽，為此我先後去過哈爾濱市信訪辦、黑龍江省婦聯，還得到過兩任市委書記轉給哈爾濱市婦聯給予解決問題的批示，可市婦聯的幾屆領導總是刁難,使問題得不到解決，而且因為我去省,市領導那裡告了她們的狀，更加深了對我的仇恨．
1998年的7月29日這一天，我去省信訪部門繼續上訪，我手裡拿著一塊牌子,上面簡要地寫著我的遭遇和上訪要求.省信訪的人看了很是惱火,就讓我等著，然後挂電話讓我們單位及哈爾濱市婦聯來人把我接回去解決問題.可哈爾濱市婦聯的單芸部長、我單位的滕秀芝、張瑞芳兩個校長來了之後,省信訪辦的那個工作人員卻讓我到黑龍江省信訪辦的後門去,說是要給我解決問題.我上訪的目的不就是想要解決問題嗎?所以我就信以為真地來到後門.可是萬萬沒想到,他們帶來了四名身穿白大褂的壯漢連踢帶拽地把我塞進汽車,一直綁架到哈爾濱市精神病院.滕秀芝、張瑞芳二人親自簽字，做了我的所謂」監護人」，並交上公款支票，作為我的醫藥費．所有這一切，我的家裡人卻久久一無所知．
進了哈爾濱市精神病院後,我被反鎖在一個進去就別想出來的男女混合的四病區裡．搜身後沒作任何身體檢查,我就被推進了一個12平方米左右，有五張病床的病房.他們把我指定在地中央的一個床上．其它四張床圍著我, 都是精神病患者。我的床上只有褥子沒有被子，褥子上有著尚未乾的屎、尿、月經血等殘留物,室內臭氣熏天。我問了幾句，一個男的說：「你以為你是誰?再多說就把床拿走,讓你睡在水泥地上」。吃中午飯時他們沒讓我吃，並在沒作任何檢查的情況下，兩個男的上來把我按住，由一個女護士強行給我打了一針，使我昏迷過去.我昏迷了兩天兩夜，屎尿都拉在床上，他們沒有給我一口水、一粒米，這期間還要不間斷的打針，一天二至三針，口服藥好幾種，如不服從就要綁在床上強行往嘴裡灌，或是遭電擊等等.我醒後還要遭到周圍瘋子的打罵折磨，護士的訓斥。我的處境既不如犯人也不如精神病人，監獄裡的犯人還有放風的時間，精神病人也可被家屬帶出去晒晒太陽，而我卻沒有這種權利!後來我悄悄托了一位精神病人的家屬給家裡人打了電話，才使家人在我失蹤一週之後終於找到了我。當我家人見到我時，我已是從頭到腳生滿了虱子，頭髮被瘋子拽掉許多，身上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渾身帶著屎尿及血。他們的法西斯野蠻暴行不僅使我在精神和肉體上受著痛苦折磨，還使我的許多舊病復發。
哈爾濱市婦聯的共產黨官員還逼我家人承認我有精神病，企圖強迫我家人做我的監護人，並要求他們寫出保證書：放人後張共來永不得上訪。家屬回答說：上訪是每個公民的權力，張共來是一個正常的人，不是精神病患者，根本談不上什麼監護的問題。就這樣,我單位領導和哈爾濱市婦聯的卑鄙目的沒能達到，接下來就是繼續關押、打針、吃藥、讓瘋子折磨我。哈爾濱市婦聯主席張桂華竟然對我家人說：「你們是個人，我們是公家，你們拿人治氣，我們能出得起錢，拿出三四十萬沒問題」。
有一次一位病人家屬對我說：「我看你不是病人，怎麼也和她們一樣吃藥打針呢?」我告訴他：「我確實不是病人，是因為上訪被抓來的。」一個護士馬上說:「別聽她胡說，她是精神病，精神病(患者)的話你也信嗎？」醫護人員及相關部門常常提醒我是一個精神病病人，他們想用暗示引誘的方法，加上打針強迫服藥使我真的變成精神病人。有的病人家屬想借給我手機用，護士說：「家屬不許借病人東西，不許同病人接觸。」這一切使我蒙受了極大的侮辱.多少次醫護人員一邊打針一邊對我喊道：「叫你告，這回看你還告不告了。」誰能說日本電影」追捕」的情節是虛構的,而且只會發生在日本呢?
2000年下半年，精神病院院長張聰沛讓我的家人接我出院，我的家人請他拿出診斷書和出院手續，並要求我單位的滕秀芝、張瑞芳兩個所謂的監護人接我出院，院方因為辦不到而沒有答應.可是,接下來他們居然把我所住的男女混合病房改為男病區，只留下我一個女的同男瘋子們住在一起。當家人找到院方質問並強烈要求改變病房環境時,院方和哈爾濱市政府又搞了個陰謀，他們讓我在家等候通知，可是直到今天也沒有一點答覆.現在哈爾濱市婦聯主席張桂華早已調走，新任的領導則以不是當事人為由不聞不問不管.而原來的當事人單芸部長，卻當著新任婦聯主席的面對我家人大聲喊道：「張共來的病治好了，早就出院了，不存在住院的問題了。」這時候,我家人拿出精神病院2002年4月24日開出的住院催款單來,哈爾濱市婦聯的領導人又裝聾作啞,不予理睬了。
就這樣,我被迫在精神病院滯留四年多,我的兒子現在已經十三歲了,卻長期得不到母愛.我的教師工作得不到恢復，十幾年的工資得不到補發,由於她們的迫害給我造成的多種疾病沒人過問.他們這些人哪裡有什麼人性和良知可言?令我不明白的是：共產黨的婦女聯合會怎麼成了違法亂紀，迫害婦女的場所?，我從小受的是共產主義的教育，中學時期和參加工作後一直擔任著共青團幹部的工作，我從來不想爭個一官半職,也沒有什麼宗教信仰.我的哥哥姐姐都是開墾北大荒的知青，我們處處都在響應黨的號召，奉公守法，可是我們至今也不明白到底錯在哪裡?為什麼這些當權者們對待我比對待殺人、放火、強姦、搶劫的刑事犯罪份子還要殘忍?她們肆無忌憚地踐踏法律，多年來不斷嚴重侵犯著我的人格權、健康權、教師權、勞動權,孕產婦的保護權、未成年兒童權,其行為令人髮指。望上級部門調查處理，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還法律以尊嚴, 還我一個公道!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婦聯第二幼兒園人民教師張共來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轉載自開放雜誌
